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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私)有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构造
(2010-8-10) 浏览人数: 4413
 中国民()有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构造
                
                                                                       单元庄
 
 内容提要:
1.在中国改革的第二大周期,需要作好目标、力量与环境的准备;
2.十五大后中国民(私)有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建立公正公平环境是推动中国民(私)有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3.影响民(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观念性地位与政策性经营权力的不平等;
4.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必然导致体制转轨中体制“轨道护栏”的“断缺”权力“外溢”与“异化”,造就出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和畸型权益结构及民(私)有经济发展的新的不公正环境;
5.以政治标准来配置资源必然造成巨大浪费与高额机会成本。淡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按经济原则配置资源是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改革第二周期的三项准备
     
经过二十年的艰难开拓,曲折发展的中国改革进入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第二个周期,并将在下个世纪的第二与第三个十年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制度“创新”与政治制度“创新”。由于中国改革的两大特点(“自上而下”和“政策调控”),由于改革是一个历史性的系统工程,必然决定了此阶段改革将面临着一系列更为艰巨繁重的任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第一,建立明确的第二周期改革目标体系。运用科学唯物史观,依据十四大、十五大的既定方针和改革的长远战略目标,科学地预测下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内部及外部大环境的综合态势,分析各种新的观念意识、经济形态及相关政治力量的消长变迁、矛盾运动,科学地确定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与阶段目标,是整个第二周期改革的“灵魂”、“指南”。
     第二,作好“改革力量准备”。即要依据三个有利的原则,培植,促进新的经济成分,新的利益群体以相应经济结构的走向成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和促进新的政治成分,政治力量和相应政治结构的走向成熟,以为关键性的改革奠定社会基础。
      第三,作好“观念政策与体制环境”的准备。这一准备,本质是改革手段、道路的准备。不言而喻,没有改革的观念政策环境,就不可能真正促进改革力量的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而第二周期改革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以“观念创新”前提,而且要进一步以创立有利于深化改革的政策体制环境。因此,建立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正公平的观念政策体制环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对民(私)有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
      (这里我尽量不使自己的思路转入对“社会公正”、“公平”、“平等”及“平等与效率”的纯理论的分析,而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对问题与观点作扼要明晰的表述。)
 十五大突破了“公”与“私”的争论,新的思想解放无疑给民(私)有经济发展带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既然是春天,不免依旧有寒意料峭之感。旧的观念并未骤然退去,新的政策不可能马上建立,观念政策体制环境中的不公正依旧在阻碍着民(私)有经济的全面启动和发展。
 
 二、新的发展阶段与新的历史任务
    
十五大的召开,破除“左”的思想的又一次干扰,一系列新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 随着新的观念政策环境的开始出现,随着国企改造、下岗压力而对民(私)有经济提出新的要求,就全国而言,民(私)有经济由原来的“酝酿萌生艰难堀起阶段”进入了“全面启动阶段”。换言之,中国民(私)有经济进入自身发展的重要的“阶段转换期”。正因为此,民(私)有经济寻求观念、政策、理论、技术、资金、人才的支持和要求生存发展平等竞争权力的呼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
       自七十年代后期至今,民(私)有企业先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九十年代初有三次“创业高潮”。这三次“创业高潮”的主体人群分别是下层劳动者与无业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和中青年科技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从自身素质到经营风格不同的“经验型”和“专业技术型”两“代”企业家群体。在第三次创业高潮中还出现了少量接受过系统管理教育的企业管理者群体。在这二十多年的艰难创业过程中,“第一代”企业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阶段转换期”的到来,随着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新兴产业的勃起,在民(私)有经济领域也避不可免地开始出现结构性调整,从而引起企业家队伍的“代际交替”——第二代企业家以其更雄厚的经营素质和业绩开始取代第一代企业家,逐渐成为民(私)有经济管理队伍的主体力量。自然,这同样是一个长时期的充满矛盾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新的社会经济利益群体或阶层的兴起、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同步相谐,呕浪相逐,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
      “阶段转换”,内外部生存压力的急剧变化,非公有经济内部所有者经营者队伍的“代际交替”民(私)有经济面临新的“优生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环境,由此必然使民(私)有经济内部矛盾纷纷外显,问题频频暴露,因而处于“矛盾多发期”。自1997年初由“巨人风波”开始,从广东到全国,民(私)有经济内部,民企国企之间发生的事件、冲突,涉及的产权纠纷、经济纠纷越来越多,一个接一个名噪一时的企业新星相继陨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以十五大为标志,国家的改革由1978――1997年以“观念创新”为核心的第一个改革周期转入了以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革的为核心的第二个周期。这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第二个周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真正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民(私)有经济将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在国家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制度创新”的实际进程与结果又将给中国民(私)有经济以一个历史性的定位,确立民(私)有经济在中国未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关系、功能与作用。从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中国民(私)有经济进入了自身发展的关键性的“历史定位期”。虽然这种”定位“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的变革目前还未真正到来,尚需要有一段持续准备、积累的过程,但其前期兆性的因素已经出现。
      上述“阶段转换”、“代际交替”、“矛盾多发”和“历史性定位”,构成了中国民(私)有经济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而对民(私)有经济发展的三大相关行为主体——政府、工商联和民(私)有经济——提出了新的任务:
      相对于政府: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中国民(私)有经济健康发展的公平公正的观念、政策、体制环境。
      相对于工商联:要强化党和政府与民(私)有企业联系扭带的功能,利用自身特殊的教育、扶植、引导机制,重点扶植大企业,积极引导中型企业,放手激活小企业。
 对于民(私)有经济:由需要加强自身的观念更新、制度改革和素质提高,进行“自我更新”,以为新时期自身健康发展树立新的观念,准备新的理论,造就新的队伍,建立新的体制,积累新的实力,探索新的道路。
      由于中国改革的两大基本特点,其一是,改革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引导、控制,其二是,政策杠杆是中国改革的调节器,因此,就上述三个方面来说,主要(自然不是唯一)由政府承担的“营造公正环境”的任务,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高扬公正之旗,建立公正、公平、平等的观念政策体制环境,是当前深化改革,推动民(私)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第一位的任务。
 
 三、 观念性地位与政策性经营权力的不平等
   
 民(私)有经济经二十年发展由近乎零到今天“三分天下有其一”。尽管作为新经济成分、新利益群体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还远未成熟,民(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发展趋势已无庸赘言。但是,在社会观念特别是决策层观念中,是否真正确认了这一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呢?应该说还没有,就拿最近金融系统出台的关于启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举措中,就没有明确提出纠正对民(私)有经济的偏见和岐视政策的新的独立条款,而只是在几十个条款中的一条中,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制度的民(私)有经济与其他乡镇、外资及中小企业相提并论地给予了点缀式的“关照”。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下面的例子则反映的更明显。在前不久出台的广东省战略发展的十大研究课题中,并没有民(私)有经济的独立地位,在整个战略课题中唯一与民(私)有经济相关的提法,只是在其中一个课题下的一个子课题中提到了“民营高科技”——这就耐人寻味了:既然十五大已赋于民(私)有经济以独立的经济地位,既然在广东的不少地区民(私)有经济实际已不止于“三分天下有其一”,既然民(私)有经济作为广东有别于内地经济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在跨世纪的战略课题中,民(私)有经济却受此“冷遇”,这是观念问题,政策问题,还是民(私)有经济发展确实不值得给予更大关注呢?
       应该说这是最典型反映决策层对民(私)有经济在广东经济中战略地位认识的例证,或者说是民(私)有经济在决策层心目中的“观念性地位”的真实体现。
      坦率地讲,这种实际存在的观念歧视与不公正出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是令人震惊的。
作为“观念性地位”不平等的伴生物,必然是政策性经营权力的不平等。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近几年改革的呼声极高,有些地区已有所改进,但总的讲进展不大。最典型的如贷款、进出口贸易、出入境等,长期得不到解决。民(私)有企业甚至连参加投资招标和广交会的权力都不给。说起来很可笑,听起来很荒唐,三十年、五十年后会为我们的后辈子孙所嘲笑,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在我所在的福海公司为例。福海公司自去年开发新产品,从美国引进技术,经一年努力,已开始走向市场,本想参加广交会,因是民(私)有企业不允许参加。只好每天花上几百块钱,买进场票,借他人的二手摊位展出。因此至少丢掉了三家客户几百万美金的交易。
      类似的事在民(私)企业中多有发生。这种政策性岐视,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对常规产业经营权力的政策性垄断与歧视性剥夺,只能造成不公平竞争,不公正与腐败,最终受损失的是社会是国家。
 
四、政体“护拦”的“断缺”与权力异化
    
改革本质上是权力与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常规经济领域(不包括特殊产业),改革就是使所有的经济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摆脱传统计划体制的依附和终身制的包揽保护,投入市场之中获得独立经营和公平竞争的权力,同时又独立承受市场公平竞争的风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与关键。
      然而,在现实转型的市场经济和权益结构中,撇开传统的完全意义的国有企业不论,实际存在着从权力、利益、地位完全不平等的两类“民有企业”。一类是不带“官商”背景色彩的真正意义的民(私)有企业,另一类是上部分带有公有、国有背景和“官商一体化”色彩的特殊的“官商性民有企业”。在现实经运动中,由于受观念与政策歧视的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真正的民(私)有企业经营者,一方面如上所述,他们并未公平、平等地获得独立经营的权力,一方面却完全承担了市场不公平竟争的风险,就是说他们获得是两个不平等:不平等的经营权和不平等的风险。但对于另外一类特殊的“官商性民有企业”经营者,却是三多一少:一多旧体制的经营特权,二多新体制的经营自由,三多旧体制的终身保险;一少是绝少真正承担市场体制下的竟争风险。
      不能否认,这是体制转轨中不可避免的不公正与不平等。
      同时也必须承认,上述特殊的“民有企业”及利益群体是传统体制、观念、政策与私有欲念、宗法意识相结合在体制转型中催生出的“怪胎”,是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过程中,因“轨道”“护栏”(即制度约束机制)中断、空缺,政府权力偏离、越出“轨道”,散失、扭曲、变质以致恶性“私有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由两方面的观念制度性根源造成了两种畸型结果。这两方面的观念制度根源,其一是传统不公正的观念政策环境;其二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改革的经济体制与滞后的政治体制不相匹配和缺乏相应政治体制的“护栏功能”,法律制度的“规范功能”观念舆论的“约束监督功能”,由此造成的两个畸型结果。其一是少数执权者个人与小群体利用各种体制“空档”肆无忌惮地将公众、政府、政治性权力私有化并直接介入市场(但不是“市场化”),变为获取“灰色收入”、“黑钱”及其他有形无形收益的“投资行为”;其二便是这种作为“权力私有化”在市场体系中变型的“官商性民(私)有企业”。二者既作为不公正的观念制度与滞后的政体改革的结果,又造就了现阶段权益结构中新起的“中产阶级”中的另一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一手握着旧体制的特权,将公权私有化,一手握着新体制的自由,使权钱交易如鱼得水;他们既享受着旧体制的生存安全与保险,利用“转型缺陷”,和由“护栏”“缺口”异化出的权力迅速积累着私人财产,充分地发挥权力效能;生活宽裕而萧洒,又无需拼搏、竟争和承担市场风险,无负亏损之虞,却享受着“私人资本”高速积累的快感。问题不仅限于此。这种随“权力私有化”与权益结构的不公正而日益壮大的新既得利益群体,不仅进一步构造出了体制转轨时期的新的不公正环境,而且,由于这一阶层集势位富厚于一身,又身兼二任,左右逢源,因而吸引着不少“下海者”重新上岸回归旧体制,将手中的公有权力特殊化、商品化、资本化和私有化;又吸引着大批未“下海者”改变过去的“愚忠”,抓紧“时机”把自己的权力升级为可供交换可“变现”的权力。造成了现实社会中前所未有的“泛特权化”与“泛权力私有化”现象。尽管在历史的回眸中,在东方与西方,“权力私有化”可谓形形色色;与之相对应的廉政设施、制度也是林林总总。二者对立冲突,消消长长,似乎构成了社会史和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支脉。但是,如此大规范、广泛性的“泛特权化”、“泛权力私有化”,上至宣室要员,下至粮仓司库,皆可将公权私化虚权变现,而且成为一种颇有市场的公众意识——有权者扬权所“长”,无权者投权所好——象瘟疫一样败坏着社会的机体,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总体下降,成为加剧市场不公平竞争、资本非正常积累,影响市场经济与民(私)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真正阻力,成为销蚀竟争性心理和社会推动力的一种腐蚀剂。最关键之处在于,这种“权力私有化”在社会再生产的起点阶段,干扰破坏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大了投入成本,加剧经济结构的畸型发展,孕育新的拥有更大权力的垄断性私人资本;在再生产的生产营销阶段,其加长和增多中间环节,加剧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干扰利润率平均化的正常实现。成为企业经营效益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其以各种名目和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社会再分配过程,加剧再分配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和恶性两极分化,少数人及其家庭利用特权牟取垄断性高额利润,影响社会资本的正常积累,最终导致社会资本的“寡头化”。其进一步的社会性后果有中外近现代史可以明鉴。
而且,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正由于政体改革的滞后,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体改革的不匹配。经济改革本身必需的相应改革的政治体制的“护栏功能”因“断缺”而使权力外溢性“异化”,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的腐败危机;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改政改“不匹配”现象的加剧,政体“护栏”的“断缺”也必然加大,这就意味着权力“外溢”与“异化”同步增大,从而导致了改革越深入“腐败”越严重的奇特局面。
      如果说民(私)有经济领域中的“私有化”绝大部分是在创造和积累财富的话,那么这种“权力私有化”则是纯粹在利用特权分割与攫取社会财富。如果说这一社会现象以超经济强力介入当今中国的制度改造,并在衍生、延伸过程中,隐喻体现着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可以断言,这一“道路”将以腐败与不公正为伴生物,导致中国“现代化”的“畸变”与现代化历史任务的“残缺”。由此必然需要有新的特殊形式的“补课”过程,这将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延滞和裂变。坦率地讲,这种“私有化”才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应高度重视防范的,其所建立的“私有制”是马克思所说处于另一极的应于弃置的“私有制”。
      因此,在加强观念体制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同时重视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修补体制“轨道护栏”,强化法律规范功能与观念舆论约束功能。杜绝权力外溢、散失、扭曲、变质,以致“恶性私有化”,杜绝“权力投资”行为,杜绝“官商一体化”,杜绝新特权阶层的衍生,建立公正、公平的体制、政策环境,是贯穿改革全过程的最高难度但却最关键的任务!
 
五、 资源配置的不公正
    
观念、政策、体制的不公正必然使资源的配置不可能体现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导致资源不合理、不公正地被垄断和按超经济原则流动、配置;资源的非公正、公平与非优化配置。自然不可能产生应有的市场效益,相反会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投资损失。这里我提出一个无人真正认真计算和承担的“机会成本”或通俗些说“比较投资损失”的问题。
      所谓“比较投资损失”是指由于错误的投资决策或因放弃某一类投资所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丢失的经济效果)。在西方经济学中属于“机会成本”问题。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根据1998年2月18日《金融时报》的权威性报导,截止到1996年底,个体私营工商企业从国家获得贷款279 .8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0.46%,而同期创造的产值为30642.6亿元,占国家工业总产值的30.8%。我们即以此数字作简单计算。当然,并不是说民私有企业就用279.8亿资金获得如此效益,但从投资决策角度这样比较有助于理解和说明问题。
      个体工商在设备、技术、人才、资金、政策条件远不如国有企业的条件下,以0.46%的贷款,创造了国家工业30.8%的产值,平均每1亿贷款所创产值为109.5亿。
     而同期国有企业投资60826.1亿元-279.8亿=60546亿元,所创工业产值为99488.96-30642.6=68846.4亿。平均每1 亿元贷款投资所创价值为1.1亿。
      就是说给予国有企业的贷款所创工业产值仅为个体工商业贷款所创产值的百分之一,每1亿贷款所创产值相差108.4亿,这就是基本投资单位(1亿元)的“比较投资损失”或经济学意义的“机会成本”。如反乘以给于国有企业的投资总额60546亿,即108.4*60546亿=6563186.4亿,也就是说,国家由此损失了656.3万亿。
      656.3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是至1996年底国家工业总产值9.9万亿的66.3倍。
换言之,由于这样一种投资决策,我们损失了656.8万亿,相当于66.3年的工业总产值,或者损失了66年的发展机会。
      试问谁来承担这一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这是舍弃掉了诸多因素情况下的简单概算,实际损失自然绝不会象这样巨大,而且现实经济运行中,也不可能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放弃给国有经济的贷款,将贷款全部投向非化有企业。但这种也许算是被“跨大”的损失计算所要说明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造成这一巨大损失的根源是什么?
      ——在于观念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经济政策的非生产力标准,或者说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岐视。
      显然,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本质的问题:是坚持政治标准、“唯成分论”原则,牺牲民族、国家经济健康发展,还是放弃政治标准、“唯成分论”,保证民族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是用政治目标,用“公”与“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决定资源配置还是按经济规律按经济原则指导资源配置?如果说,7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是按“一大二公”“备战备荒”“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原则来配置资源的话,那么,在资源配置的指导思想上,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们不过是将“一大二公”、“备战备荒”换成了“大公无私”“唯成分论”原则,从本质上并没有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真正坚持效益至上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由此顺利成章的结论是:在资源配置这一重大问题上,必须进行观念与政策的改革,必须淡化经济领域特别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要再以政治原则来指导经济运行,应用公平公正的经济原则指导经济建设,配置资源。
结合本文论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资源配置中给民(私)有经济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营造公平竟争公平发展的新经济环境。
      1996年6月我参加在黄山举行的全国非公有经济研讨会。头天晚上与胡德平谈话,正逢新闻联播,播放江泽民同志接见俄罗斯等五国元首。江泽民同志有一句话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淡化了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当时我很受启发。在当晚准备发言稿时,我就写了这一情境并提出,在指导经济建设问题上,应“谈化意识形态色彩”。这几年我曾多次撰文继续此呼吁,现在看传统与习惯的力量是可怕的。上述例子表明,真正的思想解放不是一蹴而就即可完成的,它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当然我所谓“谈化”并不是说不要从政治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对于经济生活中的“两极恶性分化”,“血汗工资制”、“非人道待遇”、“公权私化”、“反劳工保护行为”等,必须加以打击。但这与资源配置、投资决策毕竟是两个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问题。虽然不应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但毕竟是两个领域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观念、政策、权益结构、体制转型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不平等不公正,造成了目前中国民(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公正的环境。这种不公正环境将严重阻碍民(私)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即将到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改革,进而将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营造公正公平的观念政策环境,建立公正合理的权益结构与资源配置体系是当前深化改革,推动中国民(私)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第一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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