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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机遇,实现第三次“黄金发展”—解读<非公经济36条>
(2010-1-10) 浏览人数: 5431
抓住机遇,实现第三次“黄金发展”
              ——解读<非公经济36条>
 
一、背景与意义
这是新中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意见》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具体化为指导性政策意见,同时把散见于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重要会议文件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政策,加以归纳和梳理,并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表述,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政策系列。《意见》将促进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新发展
重点讲:1、背景;2、形成过程;3、要点;4、意义
(一)、“36条”的产生背景
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自十五大顶住五份万言书的压力,坚持在宪法中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99年);再次强调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非歧视性原则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又推动对国内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将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毫不动摇地加以鼓励、支持和引导。使得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比重:我国目前平均每天增加1500多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注册资本每天增加30亿元。仅2003年一年民营企业增加资本金约1万亿元。目前,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1/3左右。
第二,就业:个体劳动者约3200万,私营企业已超过300万家,投资者约772万人,专家估计到2010年,全国民营企业的投资人数将4000万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约6000万知识分子,已有一半以上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
第三,贡献:民营经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6%。同期,全社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民营经济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56.7%上升到2004年的57.6%。广义民营经济缴纳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收入的比重逐年升高,2002年为66.4%,2003年为66.5%,2004年为71.3%。
第四,增势椐预测,在未来5-10年内我国民营经济将在四个方面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1,民营经济总量将保持年平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60%以上;
2,民营经济工业增加值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
3,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 1000万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4,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30%的增长速度。
——所以,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计民生基础。
另一方面,发展遇到重重困难
由于传统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计民生基础。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不少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受到各种制约,发展中遇到重重困难。
第一, 观念歧视。这一点依然十分严重
  某副部长转任某公司董事长,诉苦:政府欺负我;我加入AACSB,却得不到颁证权
第二,执法行政不规范:政府执法行政(政策)不规范   1998汽车收费1400项1200亿; 2003年,私营企业各种交费、摊派、公关招待费用与纳税之比是66.2:100,与税后净利润之比是91:100,与投资者分红之比是190.2:100。这组数字,不仅凸显私营企业负担之重,而且表明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正常。“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一种变相的再分配
    四通官司、罗忠福冤案
第三,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相当多的行业可谓壁垒重重。据国家发改委的调查,非公经济30个产业领域存在“限进”情况。在沿海某省,国有经济可进入80多个行业,外资可进入60多个行业,而民资仅可进入40多个行业;进出口1998年前不允许。教育垄断,高宝蓝
第四,资源培植不公。“三年脱困”2。4万亿:3950亿。教育几百亿流失,国外资源过剩可充分利用,却拒之国门之外。国家对民营经济投资与国企资金贷放效益比是倒三七 <金融>279.8-0.46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
第五,私权(产)失障石家庄开元集团  01.6.8  《经济半小时》;陕北油田事件;
第六, 自我素质制肘:经营行为不当;对员工的冷酷剥削;管理人格素质不高
                                    信誉失误:言而无信  罗审计
                                    投资失误:多元化健力宝
民企“八大失误”  扩展失误:盲目扩张史玉柱
                                    行为失误:投机,爱多
                                    理财失误:资金链过紧
                                    立业失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人才失误:花瓶
              后果:  决定企业命运 罗之实 牟之虚-五层楼,放卫星,满洲里第二个香港。
邵国斌
                关于劳资关系另论
透过上述表象可以看到三个更为根本的因素——
其一:不同社会利益集团(阶层)的排他性(自利性)意识与行为取向(价值观)所导致的观念利益冲突。比如,国企利益集团与民企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意识行为取向与冲突:外资利益集团(包括为其服务的华人群体)与民企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意识行为取向与冲突:行政执权(法)利益集团(阶层)与民企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意识行为取向与冲突;农工弱势群体与民企利益集团、外资利益集团(包括为其服务的华人群体)、行政执权(法)利益集团(阶层)之间的这种意识行为取向与冲突:等等。
其二:社会主体观念对个体私有经济、民营企业的歧视。
其三:民营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导致的社会不良反映。
这三点中,第一点固然十分关键,但可以也不难理解。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主要分析后两点
——导致恶果:
1、民企无法做大:中国能够走进世界 500 强的无非是中石化、国电、中国银行等,这些是垄断企业,并不代表民营企业。“自觉分裂”无恒心而无恒产:中国有句古话“无恒产则无恒心”,现在是反着的。“刘晓庆事件” 之后,珠海民企商会秘书长告我许多老板办了出国护照;老板特别怕出名,怕当先进
2、高死亡率:社科院2000年统计二十年民企成活率20-30%
4000万户个体私有企业,死亡9600万户*50万/户=48万亿
            世界500强40-50年  世界100家100年以上  36%
                                  80-100年  28%
                                  50- 80年  25%
企业平均寿命仅有7年。——有趣的“自觉死亡”。
3.不公平竞争加大改革与创新成本
  ——影响市场秩序和企业创新环境形成;“三年脱困”2。4万亿:3950亿;资源“体制性”损失。
4.造成巨额社会资产的非法攫取、流失和“极化现象”。
  ——极化现象/30万亿,数千亿美元存入国外。
5.信用、信誉、信仰危机,社会危机。
(二)形成过程
为了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非公制经济的健康发展,2003年第四季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非公有制经济专题调研组在厉以宁教授带领下,对辽宁和广东的非公有制经济情况进行了调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送了题为《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建议》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革和完善税制,转变政府职能,保护私有财产权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2004年2月13日,厉以宁以个人名义向温家宝总理写信,并附上了上述《建议》。
这封信和《建议》受到温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天他就做出批示:“关于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似应有一个统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最好能够形成一个指导性文件”。遵照温总理这个批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牵头,会同中央、国务院21个部门成立了工作小组,落实温总理的批示,调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政策问题,起草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件。起草小组反复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文件数易其稿,工作非常辛苦。
2004年7月24-25日曾培炎副总理在青岛召开座谈会,邀请了13位民营企业家对文件提修改意见。
8月28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浙江时,在温州召开座谈会,邀请9位民营企业家对文件提修改意见。
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听取意见和十多次修改,今年1月1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原则通过。春节期间起草组对文件进行了最后的完善与修改,温家宝总理于2月19日签字批准定稿。
从这个过程看,《意见》是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部署,也是积极应对加入WTO后新形势的重要举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厉以宁教授的报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政协调研,厉以宁教授写信,总理批示,到专门组织调研起草小组,再到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人们不能不为新一届政府的民主作风和科学态度所钦佩。
   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发。《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36条意见,因此又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
(三)、要点
1、价值取向:权利公正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不是能够有多大发展,而是现实允许你有多大发展的问题。
私企经营者群体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在社会改革、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必然面临“二元环境”:一方面是秦汉以降,几千年难得的又一次“黄金发展”大潮;一方面是因袭的传统制度、传统理论、传统观念、传统利益结构对中国私人资本发展设置的重重障碍。对于这种制度文化环境的二元特征,已无庸作更多的描述。现在,对中国私人资本经营者群体来说,应对的选择是:明确大势,洞察市场“风云”,借宏观之势、行业之势、市场之势、政策之势抓住时机,主动调适,以实绩谋求更大的认可,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权力与应有的平等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谋求更大发展的制度空间,而不是制度创新;首先是谋求获取“收益性”财富的更大权力而不是“权力性”财富的更大权力(魏特夫)。在这一目标追求中,实绩至上,实力至上,实力是真实的资本,是真实的权力!因此,无论是期冀充分自由的发展,还是希望迅速获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地位与权力,都是不现实的。渐进式改革是这次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私人资本生存发展的制度文化环境设计、选择或改造问题上,同样如此。
《意见》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调整利益冲突,推进平等竞争、公平待遇。
非公有制经济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首先或主要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的障碍。《意见》在这方面作了重大突破,明确规定了对非公有资本的“五个允许”和“两个鼓励”。“五个允许”是:允许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两个鼓励”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
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和社会服务体系,是体现公平竞争、平等待遇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三个方面平等了,才能算是真正的鼓励和支持。
 
2、主要矛盾:“资本不公正”
——目前主要应解决改革中存在三大“资本不公正”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法治国的方略,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必须把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与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一致起来,使二者统一于宪法原则之下。因此,《意见》特别强调了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所应当解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既有屡屡侵犯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又有大量侵犯企业员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存在。前者是由于大量过时法律法规没有清理、修订和废除,侵权主体往往又是政府权力部门,纠正起来十分困难。因此,《意见》要求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依法保护企业主的名誉、人身和财产等各项合法权益。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的行政复议等,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受理,公平对待,限时答复”。
后者则由于量大面广,情况复杂而增加了工作难度,所以《意见》在这方面列举了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工资标准、劳动时间、劳动保护等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这既是为了要求企业主严格执行,又是为了提醒员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意见》还对组建工会提出了要求。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统计,2002年全国仅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中,私有企业和单位占72.9%。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中占67.3,劳动报酬争议案占80.3%.2。如果将劳工群体缺乏自我维权意识,劳工利益代表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发展与效能十分微弱,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处于“偏业主取向”状态等因素考虑进去,问题显然比统计数字反映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值得警惕的是,企业劳资冲突随经济增长同步甚至以更高速度增长。据对浙江地区调查,1978-2003年浙江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3.5%, 同期劳资争议案件年均增长高达30% 3。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了微观层面“资本公正”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另一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不仅在私有企业,而且在转型改制的国企,传统资本关系也在“复辟”——无视劳工合法权益、克扣工资、劳工生产条件恶化、劳企冲突加剧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据统计,2002年全国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中,国有企业发案率在国企、私企、三资三类企业中竟占到1/4 4)。这一系列现象充分表明,“资本公正”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3、决定因素:政府权能
——政府权能规范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的监管工作。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和监管。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我们的政府部门对如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如何依法监管非公有制企业,许多人很不适应,很不得法。转轨时期,由于制度缺失,权力“寻租”现象渗透在诸多环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觉得最难处的是同政府权力部门工作人员的关系,花费精力最多的也是同政府权力部门的公务人员打交道。远不得,近不得,关系十分微妙,办事行为很难掌控。这不仅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因此,《意见》对改进政府的监管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强调要根据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完善相关制度,公开监管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监管信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因为,治理各种不规范监管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透明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二是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收费行为。这方面的规定更加具体明确,态度也更加坚决:“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任何部门和单位无权向非公有制企业强制收取任何费用,无权以任何理由强行要求企业提供各种赞助费或接受有偿服务”。“企业有权拒绝和举报无证收费和不合法收费行为”。这些规定,很有针对性。据我们调查了解,2003年,私营企业各种交费、摊派、公关招待费用与纳税之比是66.2:100,与税后净利润之比是91:100,与投资者分红之比是190.2:100。这组数字,不仅凸显私营企业负担之重,而且表明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正常。“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意见》针对这种现象做出明确规定,必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
4、民企自律:自我经营行为,
——规范自我经营行为,提高自身素质。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自身素质,取决于新型企业家队伍的整体素质。企业做强做大做长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年来私营企业虽然在数量上迅猛增加,但每年关门、歇业的也在10%以上,企业平均寿命仅有7年。私营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虽然有一半以上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而且主要来自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如何开展理性竞争,仍处于摸索的过程中,真正称得上新型企业家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不规范、不守法、不文明、不科学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信誉度还不高,整体形象还没有被社会认可。
 
(四)意义
如一开始所说,36条是新中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意见》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具体化为指导性政策意见,同时把散见于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重要会议文件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政策,加以归纳和梳理,并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表述,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政策系列。《意见》将促进。中国个体私有制经济的新发展
因此,自改革开放到今天的36条出台具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中国社会发展及私有经济之影响,就格外深刻、深远。
这种影响体现着三个方面的创新——
1、 社会经济运动创新。
2、 社会观念理论创新;
3、 社会经济制度创新
 
1、社会经济运动创新
自改革开放到今天的36条出台,推动中国民私有经济进入中国经济史中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期”,实践着中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创新。
纵观中国历史,民营、私有经济、广义的私人资本本身就是个老问题,“官营”与“民营”之间自古就存在着一种“官主民附”的老关系。秦以后“官营”与“民营”之间,交织依存,盛衰消长,欲剪还乱,峰回路转,几多变迁,“官主民附”的社会资本结构基本格局却一直没有改变。尽管自春秋以降,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出现过“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在1937年一度冲破了“官主民附”的格局。可惜只是坛花一现,很快就回归旧制。下图粗略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结或者说“官商”与“民商”的基本关系。

图Ⅰ-1-3  秦以降官民商经济比重1)
 

从图中可以看到,自商周以降,中国民间私人资本经历了长期的低迷与“沉寂”。中间虽有不少小的“活跃期”,但基本未成“大气候”,更少能打破“官主民附”的基本格局。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入了自春秋以降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期”;有趣的是,几乎在整整一个世纪后,民间私人资本再度崛起,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第三次赶超“官商”进入第三个“黄金发展期”,推动中国进入可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伟大的民族“百年中兴时代”。
纵观自春秋战国到新世纪的三次黄金发展期,尽管时代不同,形式各异,但其效果却似异曲同工,有着不少共同的时运或机遇:其一,几次民商崛起均与时政宽松控制,允诺甚至鼓励发展直接相关。其二,这种时政宽松钳制,基本是遭逢时局危难动荡,或朝政松弛,民生危难而奋力自强;或有贤者深明大义,挺身而出,执天命于垂危,挽狂澜于既倒,拯生民于水火,令民生、民商、民资振兴、商阜民足,时运逆转。其三,无论是“黄金发展”还是“低谷徘徊”乃至民间私人资本香火断尽,均直接决定于社会主导阶层、核心决策者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文化环境”。
无论是何种时运或机遇,都是以“官主民辅”的基本体制为背景。换言之,“官主民附”成为中国私人资本兴衰演变的第一位的“传统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延至近代、现代,即使在当代也未能根本改变。
正因此,自改革开放到今天的36条出台,就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中国社会发展及私有经济之影响,就格外深刻、深远。
 
2、社会观念理论创新
说明确一些,就是推动对个体私有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更新。
改革开发二十多年,从当年的“痞子经济”到现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对个体私有经济、民营企业的认识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歧视依然严重存在。将个体私有经济、民营企业视为“剥削”,视为罪恶之源、动荡之源、个体私有经济、民营企业经营者视为不可完全信赖的社会群体,等等,还是根深蒂固。从上面列举的一些现象中可以得到说明。
36条的出台,进一步推动对个体私有经济、民营企业的观念再更新。说的具体也就是应树立如下重要观念“
1、  从形成历史看,个体私有经济是社会再生产(包括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产物。
2、  从社会观念看,个体私有经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起点与文明发展的基础;
3、  从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看,个体私有经济的每一次自发出现,都是劳动者的选择。无论是六十年代的“三自一包”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安徽凤阳农民冒死开始的“联产承包”,乃至以后出现的长途贩运,概莫能外。
4、  从经营者的社会角色看,个体私有经济主体是劳动者阶级。
5、  从理论观念看,马克思从未说过要“消灭私有制”。
6、从世界经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个体私有经济重新崛起,是世界性的制度创新的一部分。
一个奇特的“同步”现象,撒-玲木-科尔-- 法国希拉克同步――什么原因?1994年海南会提出,进一步发现五十年代的“同步”。
原因:五十年代:国家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最有力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经济。
  八十年代: ① 第三次浪潮-技术――产业创新――适应市场(1973年《小的是美好的》――制度创新、制度转轨。
   ② 国企效能降低,英比民企低25%,德50%――引起世界
性“国转民”大潮。
 
∴  中国改革是世界“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
总之,(1)在现实多元化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公有制与私有制都是人类创造与积累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2)任何文明进步的成果都必须经历逐步完善的过程,都必然伴之以种种缺陷与杂质。
3、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创新
社会资本结构与制度选择是一个历史的话题,中国私人资本两个发展高峰中的“低谷”的生成乃至今天依旧强盛的制度环境遗风,究其源流,上,自然回溯至“千年一制”;下,则延伸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时代。
1925年,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同时,在经济领域,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其“节制资本”实际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和强化国有经济,建立发达的国家资本两个方面。对私人资本固然也主张保护,但更主要的是进行抑制、控制、限制发展。由这种观念所衍生出的“社会资本结构”是以国民政府控制的国有资本为主体,以平均地权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民族资本为附属的“1+2” 模式。由于孙先生不幸仙逝,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未能加以贯彻。
1927年,蒋介石执掌政权后基本沿袭了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但他所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本质上是官僚垄断资本、国外垄断资本与封建土地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此时的中国社会资本结构是以压抑中国民族资本为其特征的“3+1” 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造,中国私人资本、民族资本基本覆灭,中国实际出现了“单一国有资本化”的格局,从形式上保留着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类型,因而是“2+0”的模式。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后期。
综观自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在三种“社会资本结构”中,中国私人资本、民族资本始终处于附属或被排斥、被压抑、被改造,甚至被消灭的地位。这里没有可能去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作全面的分析。这里仅指出一点,即在不同时期,社会主导阶层及其政权机构对民营、私营、民商、私商、民间资本、私人资本的具体政策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却大体一致,而这种体现于基本格局中的几乎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评价与歧视,又有深远的经济历史源流和现实的阶级、阶层、群体利益基础 。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传统评价与歧视至今还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严重存在,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现实的社会主体价值判断、制度选择、政策制定、法规构建、资源配置,构成了制约中国私有经济生存发展的传统制度文化环境。
正因为此,自改革开放到今天的36条出台,中国民私有经济第三个“黄金发展”实践本身,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
 
二、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抓住机遇,实现新的飞跃,成为摆在中国私有经济、民营企业面前的新使命、新任务。
新使命、新任务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实力至上,谋求更大的制度发展空间。这是中国私人资本对生存发展环境及自身地位应有的理性回应。私企经营者群体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在社会改革、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必然面临“二元环境”:一方面是秦汉以降,几千年难得的又一次“黄金发展”大潮;一方面是因袭的传统制度、传统理论、传统观念、传统利益结构对中国私人资本发展设置的重重障碍。对于这种制度文化环境的二元特征,已无庸作更多的描述。现在,对中国私人资本经营者群体来说,应对的选择是:明确大势,洞察市场“风云”,借宏观之势、行业之势、市场之势、政策之势抓住时机,主动调适,以实绩谋求更大的认可,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权力与应有的平等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谋求更大发展的制度空间,而不是制度创新;首先是谋求获取“收益性”财富的更大权力而不是“权力性”财富的更大权力(魏特夫)。在这一目标追求中,实绩至上,实力至上,实力是真实的资本,是真实的权力!因此,无论是期冀充分自由的发展,还是希望迅速获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地位与权力,都是不现实的。
(二)、促进资本的觉悟与创新,建立新的“资本公正”。把握“自我”,当资本业已走过它的千年历程,经历了早期资本的野性劫掠、近代资本的机械奴役、现代资本的冷酷交易之后,冰冷的资本人格在当代人权平等、人力资源价值擢升、社会民主与正义的世界性张扬中,在社会的人文关注、关爱中获得觉悟与觉醒,获得新的情魂。这种情魂不应出自一种良心的发现,而是对人、人类社会、人类主体性公正、平等的深刻理解。这种资本的觉悟与创新具有时代意义,它开始使资本真正具有人的本质,使人格化的资本和资本的人格化不再单纯体现物欲崇拜和拜物教的属性,不再是物和物权的奴仆,而日益滋生出新的人际关系、物质关系、利益关系,自我塑造出新的资本关系、资本内涵、资本本质与资本人格。人类在自我进步中正在进行着社会的创新、资本社会的创新。中国的社会创新、制度创新、资本创新,是这一大时代创新的重要分支与具有东方特色的实验。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关系、资本关系、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的载体,中国私人资本人格群体与组织机体必须克服传统资本和“市场”赋予自身的近视性、短期功利性和对民主、公正、公平的狭隘自利性理解,使自己不仅作为效率的化身,同时积极投入创建“第三种资本”的时代创新之中,真正成为新资本秩序、公正与平等的代表,成为“东方现代资本制度文化”的有机载体。
这种“资本公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社会资本结构公正——即我上面讲到的社会三大资本的关系,首先是国有与非国有、公有与民营之间的关系的公平公正;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前面已做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我重点介绍国际方面的教训。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上述社会资本结构的问题,这种民族资本在社会资本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并非仅仅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这一问题。上世纪八十——九十年的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均选择组构了国有资本与外国资本强势结合,排斥民族资本的资本结构,形成了“一仆二主”甚至“外主内仆”的格局,至使国内经济一度严重畸型化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从下表所列数据中可窥见一斑。
 
      时期(年)
影响
1981~1983
1994~1995
1996~2000
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比例
墨、巴、智、阿等拉美四国平均每年货币对美元贬值77.4%
墨西哥比索对美元贬值57.3%
阿根廷比索贬值70%
 
股市价格下跌比例
拉美四国平均股市价格下跌78.5%
墨西哥股市价格下跌71%
智利股市下跌38%
 
金融机构兼并
国有化、倒闭数
墨西哥120家
智利11家
阿根廷26家
巴西12家
阿根廷48家
阿根廷和智利被并购比例超过60%、巴西为53%、墨西哥为38%
国际援救资金
计划总额
墨西哥127亿美元;全球债务重构额590亿美元
墨西哥528亿美元
巴西410亿美元
实际GDP下降
拉美四国平均每年下降5.2%
墨西哥下降-6.2%
阿根廷下降5.8%(1995)
资料来源:王德详,《论战后国际金融危机的五大特点》,《金融参考》2000年第9期
             表Ⅱ-4-1  拉美国家经济金融危机影响程度
 
近期,拉美诸国正在作积极性调整。但由此反映不同的问题却可为借鉴。
面对上述宏观层面的“资本公正”问题,中国私人资本已进行了多方的努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影响力。不过,必须承认,这种权力的获得进而新结构的选择重组和制度化就目前而论,还是分散、微弱、缓慢、被动与低层次的。传统制度的惯性、传统观念的惯性,往往比习俗更巨大,因为这两种惯性有着利益、利益群体、利益阶层的支撑与驱动。
尽管如此,争取社会资本结构重组中的公正地位,社会资本关系中的公正权力或者说更大权利,成为中国私人资本新的发展需求和新资本人格的价值追求、制度追求。而“公正”标准的最终确立,公正结构的最终形成,公正制度的最终建立,既取决于社会主导者对私人资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资本结构的制度取向,取决于私人资本从观念、组织到资本实力的成熟程度,又取决于社会不同资本间的权利搏弈;尤其与中国私人资本对第三层面的“资本公正”的处置意识、行动及后果密切相关。因此这是一场对中国私人资本及其人格多层面多角度的挑战、考验!
 
2、资本产权不公正——这里主要是指经营力“资本产权化” 和“经营(管理)者持股”问题。
经营力“资本产权化” 和“经营(管理)者持股”问题,并不是学者们所主张的“激励机制”的问题——尽管它本身包含着激励成分------是对一种经营资本资质与权益的确认问题,是企业资本构成与资本结构重建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一问题涉及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存在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冲突”。如果不从根本上――从理论、观念、制度上彻底解决在经营力“资本化”问题上的“资本不公正” 问题,“经营力资本”在不能通过正常合理合法的渠道获得承认和获得应有的权益,不能以“隐性产权”走向“显性产权”,必然要通过不正常不合理不合法的渠道来争取承认和获得权益。那么,企业决策者们就永远不要想获得聘请的经营管理者的忠诚忠心,也就会继续将CEO放置于必须防范的位置上关系中,并为此付出高昂的防范成本。
3、劳资关系中的资本公正——这实际上是最为根本的资本公正问题。
从表面看,第一重“资本公正”问题似乎直接决定着中国私人资本的命运,实质上在中国的现实制度环境下,最后一重“资本公正”、资本关系却更具决定意义地影响着社会主导阶层对中国私人资本、对中国私人资本的基本态度、价值判断,并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导阶层在宏观“资本公正”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制度选择、政策制定、社会结构设计、公共权力行为规范,乃至法权、法理判断,影响着、决定着中国私人资本、中国私人资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基础。因此,最后一重资本关系、“资本公正”问题,对中国私人资本群体,对中国私人资本及其经营者群体更具有直接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资本关系最核心、最重要的劳资关系层面,在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对高度文明地区,马克思、巴尔扎克、狄更斯笔下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和资本属性特质、原始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历史性进步直接表现为上述三种基础因素的不同性态,源自于多种力量的推动。其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资本增殖中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这一能动力作为人力资本的智慧创造,不仅大大提高了资本技术构成,而且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价值。其二,劳工阶级对资本不公正的强力反抗由原初捣毁机器最终走向社团政治,成为民主政治制度下资本交易与谈判中不断增强的独立因素。其三,社会民主政治、社会经济文明与社会公正平等意识的同步增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现代更新形成对资本人格、资本价值观影响与改造的压力性环境;其四,作为到现阶段为止的资本强势主导人格群体——各种类型的经营者、资本家群体,对“资本(内部)公正”的新的价值与行为取向,直接推动了企业资本公正关系的现代发展。这多重因素合力汇聚最终导致市场秩序、资本制度,特别是“人力资本平权制度”的公平公正取向与公正公平关系的法理化实现。自然,这一系列新因素引致的资本文明进步是渐进和有限的,而其至今仍主要发生于存在于欧美少数地区。但这种即使有限的资本文明进步和西方资本(内部)关系公正化却给予我们十分的启示:资本(劳资)公正,是社会、政府、经营者群体、劳工群体(通过工会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社会将通过技术创新,改造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特别是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的公平化推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公正、市场公平秩序,并使之法理化制度化,为“资本(劳资)公正”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劳工群体通过社团化和社团政治,建立理性维权体系,形成推进资本民主的内部强势力量。但是,最关键、最重要、最起直接主导作用的是资本的强势主导人格群体、经营者资本家群体。抛开其他资本群体及资本人格(如国家资本)及资本人格不论,作为现代资本的人格代表,作为资本人格的核心群体,私人资本经营者群体能否自觉树立内部公正公平意识,塑造内部公正公平关系,建立内部公正公平制度、人力资本平权制度上做出理性选择,自觉成为新时代公平公正资本关系的塑造者,新型资本公正、资本文明、资本文化的创造者,是资本关系、资本人格能否走出传统樊篱,劳资公正能否实现现代转型与进步的关键。
 
三、提升自我素质,优化自我人格。
    (一)短寿与自折
 
    素质问题涉及许多方面,近些年我在全国各地讲了数百场,包括“组织人格化”“企业生命周期”、“现代管理ABC”等等。在座的有些商会会长、老板听过我的课。来之前我认真考虑了很久,决定讲一点精神性的内容
一方面,近些年MBA教育讲了大量现代管理的技术问题,而对管理者精神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又暴露出大量问题与管理者的心理精神有关,我们举些例子——
自八十年至今,二十年来已有近2000名有一位著名、知名、明星企业家自绝身亡,平均每3--5天有一位……
最典型的是著名民营企业家,河南的乔金岭的不明死亡。乔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商会付会长。为人十分忠厚,不多言语,自幼家境贫寒,艰苦创业,成为中国金刚石大王、亚洲第五位企业;普济乡里,孝敬老人,为人谦和;村里60岁以上老人全部享受劳保;办学校,建幼儿园,修桥铺路安置就业,被称为“大善人”。2003年却悄然自杀。出殡那天,几乎是全城空巷为他送葬,地区党政领导亲自主持葬礼。人们十分悲痛,但不知道他究竟为何自杀。因为既非债务又不是与人结怨。原因固然很多,内心矛盾使然。
○ 去年11月我到北京营救一位著名企业家朋友,春节回到西安,就看到山西赵恩龙元月一号跳楼的消息,接着是4号金花副总徐凯悬梁,12号哈工大产业公司老总赵庆斌自杀、大年初三湖南著名个体户艺术家巢中立“前仆后继”
○ 至于民营国企老总出事者更是累见不鲜,前不久伊利的郑俊怀、中海油的陈久霖、德隆的唐万新锒铛入狱,仰融出走美国,创维的黄宏生走向被告席
。。。。。。
(二)根源分析
 
人们在思考:为什么?
我认为——
1、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精神建设滞后。
结束了罪恶的文化革命,中国在经济社会崩溃边沿,首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而在政治精神文化建设上相对滞后;
       尤其在社会制度转型、观念转型、阶级阶层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伦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理想价值在新旧交替之中陷入混乱乃至迷惘,
2、 现实主义被机会主义化,实用主义被极端化。
一度抗阻扫荡“左”的攻击,将中国导向健康轨道,使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意识形态回归时代主潮流的实用主义被极端化,“猫论”被极化为“狼论”,社会心理与行为准则便被庸俗化,失去了我基本的道德伦理约束。
    
 ——由上述精神层面的问题必然导致社会行为制度行为方面出现大量社会失范、制度失范、法治失范、行为失范,人文主体失落;社会在走向经济繁荣的同时,在走向“富裕的贫困”。
 
  
3、 民营企业管理者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种压力不仅包括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创业过程中的巨大精神压力、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国企市场垄断与不公平竞争的压力,而且包括伴随始终的制度观念歧视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由社会价值迷惘、道德伦理约束缺失带来的精神空虚、精神失落,加剧了心理压力。
         八十年代“痞子经济”;九十年代“暴利经济”;新世纪“原罪经济”加“朗咸平冲击”使民营企业经营者始终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是‘第三等公民’。
 
4、缺乏精神目标的适应性调整。
在特区十年对各类各种规模的企业及投资经营者进行考察时,我发现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即经营者群体的价值观随其业务范围扩大、资本实力增强、企业“生理发育”阶段变化与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不断变化,用句俗语即“觉悟在随实力提升”。在对经营者进行归类分析时,我将这种变动中的角色地位与相关价值观、“价值取向”分为阶梯式的四个层次、四种类型。
第一阶段,经营者的“价值取向”毫无疑问是“求生存”;
第二阶段,经营者的“价值取向”现实地转为“求实力”;
第三阶段,经营者以慈善者的身份去获取名位;
第四阶段,经营者已是“功成名就”,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往往回更多地思考、追求新的精神支撑和人生信仰。
 
                                                            
                                        参政者
                             慈善者                     
                 经营者                求精神
     求生者                 求名位
                 求实力
     求生存
 
 
 
                  交易型                信仰型      
                             
                 角色地位与价值观阶梯变化
 
从目前中国民(私)有经济经营者群体的主导价值取向看,尚处于表中低级的第一、二两个层次,少数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经营者则处在第三个层次。就这三个层次来说,即使是慈善者,其行为的功利取向仍带有着明确的实用交易目的。因此,现阶段中国民(私)有经济企业经营者阶层的主体文化与价值观属“交易型”,其求生、经营乃至从事慈善捐助的目标取向是换取更大可支配经营资源。这种交易型群体文化与价值观既在变动中,又还处于初级形态。
据调查,创业阶段,企业家精神动力平均强度为39%,(大多数人是20%物质动力是80%);
发展到中期,企业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企业家的精神动力平均强度就上升为52%,即一半要靠精神动力,一半靠物质动力(《报告》252)
到鼎盛(相对)期企业扩张到相当规模时,情况就彻底倒过来,30%左右是靠物质动力,70%是靠精神追求与满足。
不要轻视这种转变,这是自我发展目标精神支柱的不断转化提升过程。为什么许多知名企业家走到一定程度就提高不了发展不上去,企业也相应停滞不前,象徐凯,功成名就,故步自封,没有新的更高追求,结果精神落伍,人也就失去了动力支撑和目标,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最终走向了绝路。
 
    5、缺乏对生活的正确理解
生活不仅包括金钱、地位、名誉,而且包括亲情、健康、孝敬、教养、愉快和奋斗的体验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将亲情、健康、孝敬、教养、愉快作为成本,结果是获得了金钱、地位、名誉,失去了亲情、健康、孝敬、教养、愉快。最后精神陷入空虚,失去依托,走上绝路——许凯即为典型
讲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发现人生的欲望和个人的获得永远是一个不等值。而且欲望永远大于获取。他实际上解决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富足了而不知道满足,也就是大师所讲,我有了一万还想十万,有了十万还想一百万。人的欲求永远大于他实际达到的能力。所以,对不自觉者,不理解者,就被这种关系所驾驭,永远不满足,永远处于痛苦之中。当然,以另一种角度讲,正因为不满足,正因为痛苦,也就促使人类不断去奋斗,去追求,人类由此而有科学的不断的进步,文明的不断的发展,这正是生活的辨证法。但是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必须理解,必须感受生命,不可使自己沉浸于现实的功利结果之中,拘泥于自我设定的目标的成败之中,而应从生命奋斗的过程中感受,体验生命奋斗的价值与快乐,体验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三)“精神分裂”与经营危机
 
   ——说句极端的话:当社会陷入了“精神分裂” 之时,当企业家群体陷入迷惘,精神被扭曲,陷入了“精神空虚”之时,
于是,我们看到 :16。5%的中国企业家“悲观失望”,28。6%的CEO强烈感知“挫折”;37。6%的管理者“心情沮丧”,62。7的经营者“疲惫不堪”,70。5的管理精英们时常暴怒……
于是,我们看到 :53%的中青年企业家心理不健康,心力疲惫,情绪恶劣,心理失衡,疑虑重重,内心孤独,缺乏安全感,心理承受力下降,厌烦工作,乃至悲观厌世,欲求“退出社会”……
中国企业家成为与心理因素有关的多种疾病的高危人群。不过,90%
中国的知名杂志《经理人》连续三年对中国经理人调查,开始公布“中国经理人病苦榜”,这算是有权威的证明!
企业家、管理者、CEO病了,企业能健康吗?中国经济能健康吗?
于是,国企三年脱困,虽有6—8倍于有限收益的十项资助投入,经营指数终难从根本上扭转失颓势;在民企一方,虽有无数辉煌,但自八十年代以来,民营企业死亡率高达70—80%。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企业家、管理者、CEO心理疾病、精神疾病、“价值疾病”是最重要者之一。
1981年两位瑞士医生的《病夫治国》曾无声地震撼了中国。这部特殊传记向世人展示了当代伟人——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到毛泽东,当代枭雄——如墨索理尼与希特勒,以病夫之躯、神经官能症乃至偏执狂,治理着他们的国家,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史实,人们被彻底震惊、震撼、震慑和被后惧所包围。
今天,正当中国进入“百年中兴”的伟大时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如日中天,正快速走向世界第三大强国、第二大强国,东方文明正在重新崛起,探寻、实验、实践新的既区别于德法,又区别于英美的“第三条现代化道路”之时,社会陷入了“精神分裂”,中国的经济精英群体病了!
当一个企业为病者经营时,企业自然“生病”倒不足为奇;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为精神疾病群体所掌控时,这个国家经济“生病”,就成为当代中国的真正恐惧!
 
(四)善待世界,善待自己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必须重视如下精神素质建设:
1、           社会理想、目标、价值与道德伦理的创新与建设;
2、           社会主导者阶层的执政文明与社会行为示范;
3、           企业家要加强自我精神修养;
4、           经营者应及时调整自我目标追求;
5、           理解自我理解生活,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善待世界,善待自己
现实世界存在着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似的“万有回应定律”,善待世界,世界就会善待你,这一般不难理解。难得是善待自己,包括善待家庭、子女、身体。这中间涉及到一个目标设定,包括精神目标、企业目标设定问题。大家要明白,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是自我设定,是由“心”决定的。
70年代末,同样十分贫困,有的人奋发要成为万元户,到80代就要成为百万元户,九十年代要成亿万富翁,这种变化固然与外部环境比如万元户多起来,大家都比较富裕了等等有关,但这种种目标都是由你自定的,如果你自定为安贫乐道,就象我在贵阳街头围着炭火兴高采烈地吃着臭豆付的民工,他们有他们的目标,一样生活的十分快乐。这点十分重要,给自己定出渐进但适当的(适当超前适当高于可能的)目标是一个难度极高的课题。绝大多数人是大大超过现阶段可能性,反为其所困,所累,所败。因此,合理设定目标是“善待自己”的最困难但最重要的方面。
 
总结:提高素值首先是提高精神素质——社会的精神素质,民族的精神素质、管理者个人的精神素质,这是提高企业素质、经营素质、管理素质的基础与前提。
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治心、御心、清心、正心显得格外重要。
无此,不能真正格物、致知,不可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无此,不可能重新振兴东方文明,重建中华民族新的政治理想、价值理想、道德理想、制度理想!


2) 《经济管理文摘》2004年15期第2页。
3) 《经济管理文摘》2004年15期第2页。
4) 《经济管理文摘》2004年15期第2页。
1) 本图参考中国经济史多种论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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