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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青父亲给孩子的信
(2014-12-23) 浏览人数: 2152
情结 人格 孝敬 爱情
一位知青父亲给孩子的信
 
儿子:你好!
现在已是午夜时分了,校园里特有的宁静,似乎给了我更宽广无比的思维空间。白天与你那些知青伯伯、叔叔、姨姨们重返小寨村的情景,已演化成三十年中数不清的往事,忽前忽后,交织错纵,蜂拥至眼前,一时间真是欲理还乱,欲诉无由,只好信马由缰,任笔逐流了。
站在汉平帝的巍峨陵冢之上,头顶浩翰苍穹,思缕古今苍桑,遥望那被薄薄烟雾笼罩的莽莽川原,我突然强烈地感觉到人生的渺小与短促,感悟到生命的可贵,同时也油然生出品味这渺小、短促、可贵人生的强烈冲动。
每个人的内心都拥有一个世界,每个独立的生命世界都可能拥有着三个可塑的“黄金时期”:绚丽如朝霞的青春黄金期,鼎盛如日中天的创业黄金期,成熟如晚日辉煌的“三立”(言、功、德)黄金期。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说,前两个“辉煌”失落的追悔尚未褪尽,第三个“辉煌”还在塑造之中,在中国这块多难的土地上,汹涌而来的生存竞争大潮已开始把我们推向这个世界冷寂的边缘。所幸者,似时运轮回,因果报应,上辈之苦转为后辈之福,你们赶上了好时代,正在如众星捧月般地爱抚中走向你们的第一个人生的峰巅。似渐落伍,却仍“不寂寞”的父母,不仅希望给予你们一个健康的体质,更愿你们具备优良的品格,同时也怀着对苍凉青春的惋惜和再度被推向“边缘地带”的反抗,从也许是狭隘的亲情意识出发,希望通过你们来使自己这短匆匆的生命得以延续。
也许正是出自这种似乎狭隘的意识,当我与你的知青伯伯、叔叔、姨姨们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生活的起点处时,对生命的新的感悟使我从内心感到了一种责任:将我从一个特殊的“知青乌托邦”开始的人生旅途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受,自视珍贵或重要的思想、体会倾诉出来,与你作一种精神的交流、心灵的对话,作为你学习、生活、奋斗的参考,也作为我个人思想的一次匆忙清理和直率表白。也许这些文字十分平淡,无警世骇俗或长久流传的价值,可能还带有更多市俗的味道,但却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青春激情、美好憧憬、人生感悟、生存磨难、奋斗追求的真实升华。其中,寄寓着作为父辈对子女无比深厚的爱与希望。这些感受、思想、体会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与生活的提炼与依旧深存心底的“使命感”的凝结,希望获得的是理解,而不希望成为一种乏味的说教或约束你们精神的陈腐规范。
 
    一、需要理解的“知青情结”
“代沟”、“代际差异”是近二十年来不断更新的社会思潮中的常用语。随着你和你的同学、伙伴进入了思想形成期,这些心理与行为符号已无可抗拒地开始变为你们和我们这两 代人之间的一种现实,并由此发端,引伸出诸多的情感对峙与理念冲突。在这具有无限柔性的符号所涵盖的社会群体中,有着你们似熟悉实陌生的“一族”——儿提时代的童真,屏闭掉了那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与“脱胎换骨”的运动洗礼,却无可幸免地陷入交织着市俗权力的争夺、传统政治与新价值体系的对立,历史恩怨与社会矛盾的积累,上层特权与下层利益的对峙,神圣理论与冷酷现实的抗争,以及被两种治国方略,两种文化,两大利益群体的深层矛盾所掩盖的政治风暴之中。这“一族”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们一道被利用,被愚能,而少有清醒,迟有清醒。当政治斗争的控制力已无法左右被激发并已走向极端乃至可以说是“疯狂”与“邪恶”的社会运动时,他们作为最难驾驭者便首先被放逐至中国最坚固、最雄厚、最广阔、最稳定的传统文化的野莽山林之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十年后,当那罪恶的时代终于结束,这“一族”带着永久的创伤与五味交织的情感纪念,从田野中走出,从山林里走出,从兵团中走出,回到自己的少年故居,从社会另一最底层作起,当小工、作学徙,抡大锤,开始了又一次命运抗争。在苦涩的生存奋斗中,带着百般的无奈,他们去顶替父母的饭碗;在新的文化春风中,隐忍着内心的酸楚,领着比自己小十岁、八岁的弟妹甥侄们一道走进考场,去竞争学习的权力;当又一个十年,他们已进入人生真正的“黄金时代”时,却不仅要与弟妹甥侄,而且要与儿女们一道,步入劳务市场,去作又一次的生存竞争。这个从一出生就背负着传统的桎梏,在饥馑时代成长,在“文革”时代疯狂,在学习时代垦荒,在生育时代结扎,在谋生时代苦读,在“孝敬”时代远游,在创业时代下岗的带着苦与笑摆渡人生的一代,相对于成熟于五十、六十年代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以及幸运地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第四代知识分子,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一代。而这第三代知识分子,就是我们,是以“知识青年”命名的一代人。
在进家门左手书架上有本《第四代人的精神》,那几位曾激起“新民族主义”浪花的《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对“知青”群体作了尖锐的评判,将这第三代知识者称为“以苦为资本的”一代,称为怀着期冀以角色认同来实现利益再分配“不洁动机”的群体。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上一代“到了四十多岁还耐不住‘弄潮’的冲动,在我们的眼里只能是个残酷的玩笑”。
无庸讳言,“以苦为资本”是无益的,盲目的“知青荣誉感”是肤浅的。对于那些在“文革”岁月中曾经行使魔鬼的权力,又被魔鬼所戏弄,在恶梦终于结束后不思忏悔,继续利用因袭的权势,在新“名利场”上翻云覆雨,本不属“知青”群体却又与我们同“代”的衙内恶少们的劣行,“第四代”人的抨击自在情理之中,无需我们“护短”。至于一些视自己的同辈人“精神短命”的超凡论断者,同样大可不必将那些曾使千百万家庭、千百万父母惊怵万端,潸然泪下,揪心地看到儿女苦难真实的《伤痕》、《磋砣岁月》、《雪城》、《血色黄昏》、《知青部落群》以及“知青热”、“老三届热”视为“篡改他们精神轨道的庸俗合唱”(《1999独白》)。要知道,这上千万人不仅系汝同侪,亦是千万家庭数亿民众为之倾心关注的一大社会群体。正是这上千万人与他们背后的亲情者构成了思想与精神“脱俗”者自述“无比热爱”的“人民”,颂之为“苍天”、、“大地”与“母亲”的“人民”。况且,以“老三届”为主体,历时十年牵动亿万人心的“知青运动”,以其特殊的背景,半强制半自觉的社会运动形式,体现出了一种复合状朦胧的价值观体系。其中既有传统理想主义价值观,人的原始本能价值取向,又包含了对传统价值的深沉质疑与挑战。也就在这一浪接着一浪的“知青文学热”、“返乡热”、“回忆录热”的大书小品、诗文散论,哲理辩折与“平庸”追述中,在这些三十年前的“知青运动”主体立于“不惑”与“从心所欲”的人生时点上,以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回首这段历史,倾吐万钟情怀的陈陈热潮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座桥——一座社会价值观之桥。它的一端伸向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另一端,伸向了现代价值体系。正是这蕴含于“知青运动”之中的价值观的复合与动荡,置疑与挑战,成就了传统集体至上主义的扬弃,极端“无私”主义向现实个性主义的过渡。这座过渡之“桥”不仅成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现代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其“朦胧”的时代特征,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中深值关注的新课题。即若此,对于“精神短命论”者来说又何必对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分子的群体的情怀如此刻薄,对这平凡情结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自恃唯我独醒呢?将自己的理论取向与价值追求适当降低一点,适当地平民化点不好吗?
话说回来,对这些极富理性色彩的箴言和那本《说不》一样,倒无须太去介意。值得认真自省的是:这些激烈情绪所屡屡评击的“知青情结”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并随那特殊岁月的远逝反倒更为强化?
你是知道,这些年我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回忆录、研究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文集。对此,甚至连同是知青的妈妈出于经济的考虑也颇有微辞。至于我对往日的自述回忆性文字散见于笔记、日记和诗文之中,结起来,也可以凑成个小册子。然而,这种由衷的情感又岂止是我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对“知青”——这个似一种概念、群体、历史、现象、心理的奇特混合——怀有如些特殊浓厚的情感。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当上千万当年的“老三届”和与他们一道上山下乡的弟弟妹妹们以诗歌、小说、影视、书画、定期不定期的聚会,抒发积存二、三十年于心中的一种情感,一种包容了大千世界几乎所有人类所爱所恶所怨所怒所悔所恨所喜所悲所忧所乐所亲所敬乃至复合到难以名状的情感时,如果把事情也把感情说得更极端一点,当大江南北,山乡村落的无数知青的坟茔永远成为那段历史与苦难的记忆,当河口与橄榄坝上的血字已牢牢刻记在幸存者的心中,当陕南每一公里铁路下掩埋的“六九届”们已化作那血色的路石,当孟腊农场沦如苦役的数千知青们“我要回家”的哭喊还在撕绞着生还者的心时,那种“以苦为资本”和“不洁动机”的微辞不仅显得贫乏,倒真成了一种“残酷的笑话”和蹩脚的“黑色幽默”。
我相信,你的那些知青伯伯、叔叔、姨姨们和我一样,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永系心灵深处的情绪、情结。如果一定要尽可能清晰地说明这“情结”是什么的话,我只能说:它是一种对青春岁月的追怀,对被否定的否定,对思想历程的自重,对几经冷落的抗拒,是不甘沉寂的渴求!
这种情结中包容了一个虽然短暂,但却从属于近两千万当时中国的青少年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的“知青时代”!
正是这虽然短暂,但却特殊的“知青时代”,在神州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呼伦草原、版纳雨林,使两千万青少年经历了初入世事的最惨烈的心灵磨难,并以不同形式开始了对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知青生涯”——以“知青”开始,由“知青”奠基,启轫了每个人绝然不同但大多绞合着悲怆的生存奋斗、思想启蒙、人格塑造、爱情变故、知识补课、艰难创业,乃至今天,含辛教子及与当年“再教育”如出一辙的“再就业”的生命历程。在这似漫长却短促,包含着真诚的荒唐与不断“迟到”、“错位”,偏离人生常轨的岁月中,“知青”似华盖一般总是悬罩于我们的头顶。在思考中、交往中、成家立业中、为人处事中、生儿育女中、奋斗追求中,总隐隐闪现着无以名期状的“知青”的影子。
这是一个永难磨灭的“结”——
这个“结”的前端伸向了一个暴戾的时代。这个时代使我们在迷惘慌惑与恐怖中告别了充满稚气,美好向上与纯真幻想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在那触及灵魂更触及皮肉的“大革命”年代,在那将人世间与人的内心世界中最凶残、最阴暗、最卑鄙、最肮脏、最虚伪的本质鼓扬出来的最疯狂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走向人世间的第一步,开始了我们步入社会的“人生第一课”。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六六年的夏天,红卫兵将你的爷爷奶奶拉出去批斗时,你的仅仅十一岁的小姑扑着追出家门哭喊着“我要妈妈”——三十二年,那撕裂心肺的哭喊,每当忆起便使我眼眶充满了愤恨的泪水。
我永远不能忘记,当看到你的爷爷被戴高帽挂牌游街时,我自恨无力与无奈,狂奔回已不成其家的家,关起门来号啕大哭。至于皮带下飞溅的血肉,被烧焦的尸体,别着纪念章淌血的前胸,被学生咬死的校长,按等级配给的“人血宴席” ……这一“课”是如此可怖可悲可恶可憎,不仅永远铭刻于我心中,而且在当时彻底改变了我的个性。就在这无以名状的恐怖与迷惘的岁月里,我牢记住苏联小说《青春》中的一段话,“给自己的内心包上一层铁甲”,从此开始沉默下去,冷漠于世事,拒绝向任何人敞开自己的心扉,直至走向农村。在真诚地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我因令同学畏惧的严峻、顽固、孤乖和将“家长”与生产队长的权力发挥到极致状态,被同学们视为“暴君”,被社员们善意地戏称为“活闫王”;也因长期的寡言无语而几乎失去了与外界的语言沟通能力。
当然,时势造人,我既受当时时代“改造”,新的时代也以更强力的“手”重新塑造我的个性。国家与民族的“新生”,开始翦除我心中的浓重阴翳,父母晚年的安乐多少抚平一点内心的愤疾。现在,我已开始卸下包裹心灵的铁甲,但我从未忘记过去,从未忘记那血红色的一切,更在深省那令人悲哀的“集体背叛良心”的可耻的民族史页。令人遗憾的是,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至今仍因种种缘由未能真正地反省过去。而那些指责“知青代”“以苦为资本”和“精神短命”的理论,恰恰从一个侧面阻止了对这场民族悲剧与灾难的反省。要知道,正是这无数对往日苦难的“平庸”追忆,无声地汇集成对那罪恶时代的声讨,对其发生机缘的巨大发问,久远地回荡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波涛之中,回响于笼罩人类精神海洋的苍穹深处。这种对历史反省的抗拒,将可能使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重蹈故剧。我从内心里时时感到一种忧虑。当二战结束二十多年后,勃兰特令世界震惊无比的“总理之跪”,使二战中饱受蹂躏的波兰人民由衷地释然,亦使德意志民族更坚定了世世代代反纳粹复活的意志。而我们却拒绝反省过去。“文革”初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一个题外话题,你和你的同辈们一定不能拒绝面对民族历史中丑恶的过去,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1993年2 月,在由成都市区到龙泉驿的路上,一位同事要我为即将立项的“华夏五千年”的大型广告牌写个标题辞,我沉思些片刻拟道:“经济史、政治史、科技史、文化史,以史传史;辉煌史、悲壮史、苦难史、丑陋史,教子省子”。若干年后,你会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我也相信,由于拒绝反省过去,我们将再次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也就在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三十多年前引发那场“大革命”的深层的矛盾又在重新积累之中,只不过是借助于新的力量推动,借助新的形式表现罢了。
由这个“结”,总会思飞神往地将我们带回三十年前,在那阴沉沉秋雨霏霏的咸阳北塬上,在被偶然选定的一个贫困的村落里,开始了我们的艰苦而无可自控,表面清醒实则茫然不知明天走向何方的“知青”生活。我们曾立誓“扎根农村”,以自己有限的知识与青春活力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在内心深处,却隐存着重重苦闷、忧伤与对残破的家和横遭凌辱的父母的深深思念。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感召下,以保尔为偶象,以自视英武的精神强制压下那血肉绽裂的剧痛,用几近疯狂的劳作,排遣着内心的极度苦闷与彷徨。我们学着筑墙,学着打土坯,从秦岭山林中拉来一车车长满木耳与菌菇的的木材,请来匠人,盖起了我们的“家”——这是时值今日,仍令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引为自豪,深深怀恋,同时也深深感叹不复再有的“家”,一个世界上也许不算太多的“乌托邦”式的异姓大家庭。在那个苦难动荡的岁月里,这个“家”,成为我们每个人精神的避难所。虽然是“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少不了的口角与冲突,但这毕竟是个家。在七十多人分成的五个小“家”里,我们建立起共同的“奋斗目标”。不管这个目标今天看起来多么“土气”,但它却十倍的真诚;尽管它只囿于一村一队一“家”一“户”,谈不上什么宏伟,我们却为之付出了艰辛的汗水,脚踏实地地进行了我们人生的第一次创造。在这个“家”里,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亲缘”关系,新的情感氛围,新的“分工”、义务与责任,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家风”“家规”,以及一种在特殊年代,特殊群体中的特殊文化。在“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我们饱尝了饥饿的滋味,又与“贫下中农们”一道分享了丰收的喜悦,在相互依存相互照料中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春日与严冬。我们忘不了那加班送粪伸手不见五指的隆冬之夜,放水浇地的紧张乏悃之夜,清风中人拉条播机以赶农时的月色朗朗之夜,宝鸡峡挑灯修水库的沸腾之夜,还有那令老乡们羡慕不已的节日欢乐之夜。自然,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七一年麦熟时节,在那凄凄风雨中无辜蒙难的李红玲的妈妈哭喊“红玲回来吧”的令人心碎的雨夜……
在那一个又一个汗水与心血交织,忧郁与希望并存,自私与公利对抗、爱情与仇恨联姻,似匆匆又十分漫长而不知其尽头的日子里,我们长大了。在由“家事”到“国事”“天下事”的困惑不解中,开始了我们的思想“启蒙”;在怀着一种真诚的使命感对无数迷惘的求解中,形成了我们这一代朦胧肤浅的政治意识。由此发轫,在那一个又一个激动国人之心的日子里,转化成似保守却激进的政治理念与追求,延续成为我们报定一生的特殊的政治情怀……自然这是后来之事,但溯其源流,又是与“知青”紧紧地联在一起。
在“知青岁月”里,我们付出了自己最珍贵的一段青春年华,又用激情、奋斗、友谊与爱情充实了这段永难忘怀的岁月。这段岁月,作为我们人生的起点,从此,我们的一切总有形无形地与之联在了一起,久拂不去永驻心地。也许,日后有同学能用更睿智通达的文字将这岁月复杂组合中的一小部分留给儿孙后辈,但更大部分将跟随我们离开这个我们似匆匆过客,暂时尚可栖身,品之苦涩无比,辞之眷恋不舍,存之茹苦含辛,言之莫衷一是的世界。也许那时,这一度被炒得纷纷扬扬的“知青情结”话题便渐趋冷寂,世上也许少了些不必要的高傲与冷漠、追怀与烦恼。
可以休止一下了。一个小小的话题,被我七绕八绕地兜了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起点,回答最初的问题。三十年来,这一“情结”之所以成为一代人的心系、几辈人的话题,岁月的流逝,生命的衰老,反而使之被进一步升华和强化,是因为:
“知青”,不仅仅是一代人,它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既洋溢着炽烈的追求与信念,又无情摧残了一代人的青春活力与理想的历史。人愈是走向衰老,愈是怀念青春与过去。对千百万“知青”来说,这段历史便愈集结于心底,成为一种“情结”。
“知青”,是一种文化。这个兼容着残缺与完美、理性与激情、高尚与卑陋,蕴含着过去与未来的“知青文化”,在其产生的现实土壤业已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讦与颂扬。作为一种“有争议”的现象,似乎使这个群体、这代人、这段文化也飘然不定,倍受争议。正是对这种“文化”的褒贬不一,带来了文化主体对自己的肯定欲求。而这种肯定欲求,随着自然与时间的既往而变为更加执着的“情结”。
知青,是一种特殊的“启蒙”。当腥红转为了翠绿,当令人疯狂、迷惘走向好勇斗狠的政治火药味换成了土地的芳香、汗水浇灌的喜悦和敦厚的人情味时,我们获得了一种远离“角斗场”的冷静,在冷静中开始了对骤然降临的“革命”和瞬间走向宗教狂热与“吃人”世界的回望与反思。在一度被利用又横遭放逐的人生大悲大难中,开始了我们这一代既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又不同于第四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并以这一觉醒的特殊背景,以在轰雷电闪中瞬间窥见现实世界的可怕真实,以刚刚建立的理想、世界观、世界精神的骤然坍塌,以在茫然失落中苦苦的觅寻,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历程。
这种对业已远逝的青春历史的怀念,这种对“知青文化”的自我肯定,这种对人生难得的思想启蒙的珍重,加上对即将被推向历史却“耐不住‘弄潮’的冲动”,欲在人生第三个“黄金时代”,将宝贵的人生阅历、学识、经验、关系、信念、意志作一次总“集结”,进行再一次的人生冲击,寻求新的价值实现的期冀,聚集成一代人的“情结”,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复杂情绪。一种获取情感、地位、历史、现实与未来价值认可的特殊心理,一种只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只存在于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知青情结”。
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一辈人心灵深处久久淤积的一种特殊情怀的解剖,也是对久存我心底的这一挚情的自我探寻。
理解这一情结,不要去草率地拒绝它,这是建立代际和谐的前提。至于它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的角度还有什么更深的蕴义,那将是由后人发掘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用心来坦诚地描述。
 
二、皮与毛:人格与生存独立的选择
也许是对少青年时代蒙受苦难的太深的记忆,又赶上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新的家庭组合与心理结构,再加上愈益激烈的就业就学压力,这一代“知青”父母,对你们所给予的希望、呵护与“替代生存”,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造成你们这代人相对于欧美日韩等国同代人独立生存意识的淡薄与生存能力的总体下降,以致演出了无数的笑话与悲剧。从“小太阳”到“小皇帝”,说起来你们会反感。但在现实中无论是父母还是你们却依然如旧。而且,一旦我们说“当年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你们的反感几乎是一样的:“那是什么年代……”。
要知道,由此而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你们这一代人成为社会的主体与支柱时,会显现可怕的“滞后效应”。不过,关于这类独立性和独立生存能力的问题,已有许多文章发出了警告,无需我再多费心思。我想说得是由我“下海”引发的心理撞击和感悟中体会到的“人格独立”与“生存独立”的问题。
人是有意识的,正常思维的人的行为都具有着一定的目的性,这是自然常识。然而,有目的的行为更大程度是基于个人的即时、近期的需求、动机、兴趣、意志、信念。在一个更大的领域,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这无数的有目的的行为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短视与盲目。绝大多数人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目前追求与奋斗的真实意义与本质。对于有意识的人来说,入乎其中不难,超然其外、其上,却着实困难。因为,在这更大的领域与更长的时间范围里,狭隘的生活经验和仅有的常规知识所支撑的视觉是十分有限的。“一揽众山”和“欲穷千里”需要对生活更积极的参与、理性思考与深邃的历史理念作为视觉基础。而这种视觉,正是我过去苦苦在书本里寻求而感到失望,却在多少带点盲目的实践中,在既深入社会最底层,参与企业经营实践,又理智地使自己超然其外,进行更宏观长远,从而更清醒的思考过程中的一点收获。作为这种“视觉”的衍生成果,是对“人格独立”与“生存独立”的认识,说的更形象一点,就是对“毛与皮”的认识。自然,我应承认,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也正因为此,关于“毛与皮”、“人格独立”与“生存独立”的问题,成为我在个人生活道路“转轨”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感触之深切,促使我将它作为第二个话题。
二十多年前,被巨大的社会意识所摧动的陕西“三突破”(招工是其中之一),若旋风一般,把我和同学们又卷回城里。由一个铸造行业的学徒工开始,拿着比年龄数码还少的工资,开始了我新的生活。二十年后我成了重点大学的教授,官至“×品”,被长辈们称赞为已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之基,自己也不无市俗的得意。可人总是不满足,这山望着那山高,又多把自已的能力看得比实际要强。在对同样弥漫于高等学府中的“人际斗争”十倍地厌恶,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强烈不满,对延续一代又一代教授之路治学之方十分地困惑,同时对人格自由、思考自由、精神自由,同样包括无可否认的经济自由的期冀等等复合心理的推动下,我开始由学校走向企业,由内地走向特区。走上了一条自己当时还并不真正理解,但却被主观设计的“改变智能结构”、“考察非公有经济”、“探索管理教育新路径”等“崇高”目标所指引的道路。
当新的办学点刚刚建立,边办学边实践的路刚刚铺开,新的课题研究刚刚开始,新的奋斗目标刚刚转为推行企业现代管理的方案,在企业内部,我便遇到了几乎是和内地一模似样的“人际斗争”和家族地域势力相结合的强烈的抗拒与排斥;在外部,则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对私营企业和私企“二老板”的岐视,对我的研究则是百分之百的不理解和嘲笑;至于身后,被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包裹的利欲与妒忌心理,对我的选择进行了“狂轰烂炸”;由于我的“出走”,在学校特别是青年教师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明真相的校方,轻信流言,五令三招最后以扫荡全家出门相胁迫。此时,只有家人和不多的知情的师长与同学为我深深地担忧。退回去还是走下去?数月之间,我的两鬓平添不少白发。在激烈的心理冲突中,我下决心冒一次“险”舍弃旧日获得的一切,从“零”开始创出一条新路。 
人生从来如此,既做出选择,就必须承担责任、义务和付出代价。在“新学”停办真的“下海”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在几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凭借自己的能力、品格,为捍卫自己的生存和既定的目标拼命般地奋斗。几年中我同时做着两个半人的工作——既作一名“实习”总经理(我始终以此自许),竭尽所能使自己尽快地适应这一带有强烈家族色彩的私有制股份公司的内在关系,努力学习料理这个特殊的东方宗法式知名企业的管理事务;又作为一个研究者,将随时纪录下的种种体会、问题、现象,在八小时之外加以汇集、整理、思考、分析、写作;同时,又利用公休日承担省里、市里与企业的讲学上课任务,继续份演着一名教师的角色。我明白,现在的我正处在个人生命历程的又一个“转型”期、转折期、“低谷”期。“四面楚歌”构成了我基本的生存基础——企业内部的排斥,外部的岐视,身后的“扫荡”,再就是“下海”后内心世界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不言而喻的:二十年中我依靠亲友关怀、师长教悔、个人奋斗所获得的一切声誉、地位、职务、关系,包括“升迁”机遇等种种“资源”,在现实生活中全部“清零”;此时,在心理天平的一端是“三座大山”(排斥、歧视与扫荡),而另一端则是空空如野,一无所有。如今的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可悲的是,思想的惯性却偏偏依旧顽固地使我自视为一个国家干部,一名教授,是院长,是××级干部,是理论研究者,应受到尊敬,礼遇……这些在你们看来似乎十分可笑而市俗的心理心态,在我却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地成为一种不平衡,成为一个痛苦时时折磨着我,“惜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也许多少可道出我当时复杂的错位的心境。
毫无疑问,“摆平”这“四面楚歌”,在企业在特区真正站住脚,成为我此时的全部目标。为了消除内部的抗拒与排斥,为了克服外部的岐视与压抑,为了回应身后的扫荡与打击,也为了平衡内心世界的倾斜,我竭尽所能奋力抗争、自卫、进取,或如汤因比所说“应战”这新的“挑战”,并以“隐忍以负重,淡泊以求索”自励。此中之艰辛,非两语三言可尽述。
心有所求,终有所得。时间还算公正,我渐获成果:企业认可了我(尽管文化的差异亦旧存在),我成为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但却居位最长的一位“总经理”;社会开始承认了我,我开始获得各种名份与荣誉;学校理解了我,校长亲自向我致以歉意并希望我继续给学校以帮助;而这一切折射至内心,使心理天平渐趋平衡——我开始走出生命的第二次“危机”。
初步摆脱了危难,我开始有暇去重新审视,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一步选择,回过头来思考我内心的不平衡的根由。
也就在这时,我渐渐由朦胧转至清晰地意识到我一直自恃的目的性行为:“智能更新”、“非公有经济调研”、“管理教育探索”,都只具有着一种表层的意义。这一切目标与行为背后的真正本质是:自从走出校门,作出这一选择开始,我就由原有的“社会主流形态”(包括主流政治制度、主流经济体制、主流观念文化形态)走出,进入“社会非主流形态”,以追求一种新的更高意义和更真实内容的自由与人格独立。正是由此本质出发,决定了我的上述“更新”、“调研”、“探索”的本质性变化:如果说在“走出”与“进入”以前,这一系列的“更新”、“调研”、“探索”是置身于主流形态内,建立在主流形态的制度、体制与观念文化形态的基础之上,以主流形态的价值标准为生存标准、为治学标准、为人格标准的话,那么在“走出”和“进入”之后,这一切则是置身于主流形态之外非主流形态之内,建立于非主流制度、体制与观念文化形态的基础上,从而服从于新的价值观念与目标准绳。这一“主”一“非”,一内一外,不同的人格判断和行为标准对我的后半生,也对你和妈妈,对我们的小家和由奶奶所维系的大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意义深远的。
也就在我终于摆脱“四面楚歌”的困境,重新审视这一选择的本质与意义,思考“主流形态”与“非主流形态”下的不同的人格自由与独立的价值与形式,同时,准备对民营经济的考察研究作阶段性总结,然后转向从新的历史高度,作“面”的分析,并在新的思想探求中,提升我的人格独立追求,拓展我的精神自由之时,我突然如梦方醒似地发现:我陷入了一种新的尴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一时间我又陷入五里烟雾之中。
首先是新的“尴尬”。
此时,我突然意识到,年龄对我来说已不再具有优势;曾被同学们善意猜测的至少100万的家资对我来说尚是天文数字;每月2、3000元的收入是我们全家衣食之所系;支撑我的“门面”,为不少人欣慕的总经理身份,请客签单权、用车权对我来说实实在在只是虚表的油彩;我自奉“下海是为了积累思想”,虽有所获——几十万字的笔记、几十多万字公开发表的论文和“理论家”的桂冠和名份——都属于名誉上,总之是“形而上”的。作为生存于物质世界中的我与家庭,着实是真真正正的“无产者”:房不是我的,车不是我的,公司不是我的。现在的我除了一堆十多年前制作的家具,一个顶替你妈妈三个月工资的书架,用了十多年的十四寸电视和近万册书籍(不算西安家中的存书)外,我与那些露宿街头的同胞们一样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种尴尬与窘迫,如巨石沉重地压在我心中。每当我步行回家,迎宾路两侧霓虹灯下的酒肆,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往来的奔驰、宝马、凌志中耀武杨威却又实在俗不可耐的老板、公仆和摩登小姐们与那些衣衫烂缕的乞讨者,似乎都向我威逼过来。一边在说:你教授算老几,不过是个穷光蛋;一边在说:你跟我们差不两样,脱了这张“总经理”的皮,你又有什么?
此时,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时刻为我操心担忧的奶奶,那首每每引得我心酸的歌便回响在耳际——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您,
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没有一个家。
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
把我的泪吹下。
走啊走啊走啊走,
走过了多少年华。
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
又是一个春夏。
……
由这种“尴尬”,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到了特区,虽然到了所谓改革的最前沿,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忽略了人生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必须生存,才可能有发展。我把书读死了,读傻了,竟忘记了如果没有生存权力,就没有思考的权力。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两回事。我恍然大悟,那些拾破烂的青年、中年和老人们何尝不愿西服革履,温文而雅地进行人生、道德、公平、公正的思辩,何尝不愿在大雅之堂去高论“金融风暴的根源与防范”,何尝不想慷慨激昂地鼓吹“过程的公平”和呼唤“人文关怀”。但他们却更实际地知道,首先得把这些垃圾书刊换成钱!这无字之书我连这一点都没读懂!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已身患一种致命的“体制病”:以“高安全和低风险”为基本特征的旧体制,不仅使人变懒,而且使人渐渐淡漠了独立生存的意识,退化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与这种淡漠与退化同时被强化的却是亘古至今作为东方国家传统关系特征的“依附”意识和“依附”行为,以及由此能力退化、人身附衍生出的对个人,对权威、对组织、对群体的盲从。要知道,正是这种依附与盲从,在和平时期转化为对“创新”、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新文化、新价值观的下意识的抗拒;在改革时代变为对丧失一种组织氛围、群体关系的恐惧和走出旧体制与超越自我的心理障碍;到了“文革时代”,则演化为对权威的空前迷信和丧失权威与组织后的可怕空虚、行为失范乃至极端的本能自卫以及类同于广西咬死校长的女中学生的暴戾。而我恰恰成为此种“体制病”的深重的患者。
 当西方国家走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经济革命到政治革命,从宗教改
革到人权解放,将人的经济独立、政治独立、观念独立、人格独立提升为近代革命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议题与文明进步的历史性成果时,我们却依旧因袭着传统的家庭至上主义、集体至上主义以及国家至上主义,甚至将哲学的个人主义与道德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以此而彻底否认个性的解放,不断强化从人身到精神的依附关系。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与惰性,而且是一种反历史的悲剧与倒退。这种依附性不仅由于历史和旧体制的双重原因而日益深重地植根于民众之中,植根于传统的国有企业之中,而且在业已走过二十年的改革之路,开始列位于新体制的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竟然也十分强烈地存在着。这种“依附性”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观念与制度性障碍。所幸者,这种意识与行为多发生在象我们这样一个年龄层和比我们更高年龄的社会群体中。现在的年轻人由于一走上社会,从传统体制所获得的依附性“优惠”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年轻一代的依附意识比我们要淡很多。不过,姑且不论这种意识与关系特征的改造在中国这个与西方有着不同历史与文化根基的传统大国,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要经历经数代人努力奋斗的矛盾冲突过程,就你们这些青年人来说,如果缺乏清醒的意识,要彻底摆脱这种观念、意识与关系的影响怕也绝非易事。“巨人”史玉柱长你们并不多几岁,但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政治与观念依附性之强烈,使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作出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实在发人深思。记得巴金的书中引了句古人所言,“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悲”,此言凿凿,耐人回味。对于这个“依附性”(或者说人格独立与生存独立)问题,确实不仅是值得我们,同样值得你们深省。
在对自身的这一不容原谅的“错误”和致命“疾病”的自我批判中,我意识到,自己这种根源于传统文化,培植于旧体制,却继续表现于今天的依附意识与行为之可怕。正是由于对“依附”意识缺乏必须的认识、批判和没有自觉地去争取获得“独立”——从生存独立到人格独立——的现实基础,尽管我摆脱了对旧体制的依附,我至今仍是“毛”,而不得不依旧附在这种或那种“皮”上。
好了,说到这里,稍稍作点小结。
带着一定的盲目与偶然,我走出了学校。经过三年多的奋斗,终于在企业在特区站住脚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本质上是我走出了强大的“社会主流形态”,走入了弱小的“社会非主流形态”。在新体制中,一方面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从一种充满人际斗争与传统束缚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人格多少获得了些许“独立”;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已身患“生存能力虚弱症”,同时,在意识深处仍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惯性。这种意识惯性使我至今仍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毛”的势位上,浮游于世,未能在中国文化人由“毛”变“皮”的历史性追求中有真正的进步。所谓“精神独立”、“人格独立”倒成了附庸“现代化”之风雅的精神饰品。言至此,我忽然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云:
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
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
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
自谓得其势,无因以动摇。
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摇。
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
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此诗之平白却又深刻,希望成为你日后立身处世之铭。
无庸掩饰,在一定意义上,我、我的人生,就象这“凌霄”一样,看上去春风得意,骨子里却虚弱无比。只是靠着一时“依附”于某一种权势,得以浅薄的“风光”。一旦离开了所依托的“树木”,便失去了自立、自尊和人格。千百年来文化人不作乞丐文人,便成附庸与御用文人,在我身上又一次再现了这种历史悲剧。
由再一次的“觉悟”,我开始调整生活的目标,在继续以往的思想求索的同时,重新构筑生存基础,争取更高价值的“人格独立”。
对我的人生来说这种“觉悟”意义十分重大,重大到不亚于我走出学校,走出主流体制。我开始认识到,我需要“第二次”的“解放”——为了使人生真正属于自己,为了使人格真正获得独立,我需要从头做起!
一旦我开始行动起来时,一系列的“始料未及”接踵而来,我又身不由主地面临一场新的选择:
——回归旧体制,回归“主流形态”,重获“高安全”的“庇护”,象绝大多数的同行们一样,在基本居食无虞的前提下,去作学问,去作相对自由的思考和作一个不犯越雷池又颇受敬重的“自由思想家”。若此,我将失去刚刚获得的走出旧体制的“精神解放”和人格的虽然有限但却真实的独立与自由。
坚持走下去,在“非主流体制”中探索一条新的生存独立和人格独立的道路,使生命真正实现一种“超越”。但是,为此我必须继续承受“高风险”的压力,必须为生存,为养家糊口,为争取阳光下的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屋和权力,支付宝贵的时间与精神成本。而最终是否取得成功,还是未知数。
你已看到,到目前为止我已选择了后者,尽管我曾希望找到“第三条路”。真能如此,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这条道路怕是既不可遇又不可求。而且,坦率地说,也就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我的内心世界经受了多种复杂感情的折磨:我鄙视那些脖上歪套着领带,开会用手搓着脚趾,满口秽言的大“长”小“长”们,却不得不感叹他们这种“官”当得“实惠”,月薪一千两千,家藏百万千万;我自视敢于走出“主流形态”,并为获得精神解放、思想自由而深感快慰,对那些食宿无虞的“社会良知”的高论不愿恭维,却不得不为自己没有生存无虞的闲暇和不得不为维持这个家,维持暂可居住却买不起的公寓去打工和支付宝贵的生命年华而感到万分恼怒。尤其是当我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赤贫”状态,并开始认真地去靠出卖自己的智力换取生存的一份口粮时,我开始对那些(过去我也同样)处于受恩惠的地位,住着恩惠的房,吃着恩惠的佳肴,然后对现实以东张西望后的批判的名流学者们产生了一种距离感。相对于那些真正“毁家纾难”,敢于为民请命,追求平等、民主、自由的奋起抗争者,这些“先觉先知者”实在算不得思想的斗士,而充其量只是“思想工匠”罢了。他们无生存之虞,在时政允可的范围内去作或保守或激进,或似御用或似独立,实则依旧“不出圈”的思想家、理论家。这种治学方式生活方式我太熟悉了,因而也更感到疏远。它不应属于我,我也不再愿附着于它。
应该说这种复杂情感的折磨,这种“距离感”的产生,这种对宝贵生命作谋生性支出的无奈,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却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正是在对这种情绪的回味中,我开始明白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道理,人生最可宝贵的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没有精神独立自由的人格无所谓独立的人格,也谈不上人格的真正的独立;独立的人格离不开物质生存的独立,没有物质生存保障的独立人格易受扭曲;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一种物质生存的独立而失去人格的独立。古往今来多少志士贤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即是对人格独立与生存独立关系的注说。这也应作为你今后作人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循此走出一条知识者不再为“毛”和附于他人“皮”上的新路,这是爸爸自己正在努力的实践,也是对你的一个希望。你将来无论作什么,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作为这一见解的副产品,我对“走向苦难”和“苦难挑战”有了新的理解。“走向苦难”这也许是一个十分悖理的命题,然而这绝不是一种无奈被动的哀叹和服从。苦难是人生、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特殊的推动力,正是在苦难之中,面对苦难,人、人类,将自身的无限潜能、无穷的智慧,被平日碌碌生活所压抑所埋没的才华发掘出来,使人、人生得以升华,得以创造出为平庸、温饱、富足生活所永难理解的“辉煌”和生命的强悍与壮丽。古人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今后,在你的人生长途中,必然会遇到无数的困难和苦难,勇敢地正视苦难,主动地迎接苦难的挑战,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激发出无穷的潜能,闪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华。
 
 
三、孝敬:不要在失去时才认识拥有的可贵。
爸爸曾多次给你说过,我们家一无钱,二无权,但却有十多万卷书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之一就是“孝敬”二字。这一点你从爸爸妈妈和几位姑姑身上可以看到。也正因为此,我们家在西北大学有着好名声。不过,今天爸爸不仅想告诉你要真正理解和珍惜父母对你的爱,同时想说的是人们常有的一种遗憾心理:只是在失去时,才认识到拥有的可贵。
应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或并无多少道理的话题。但对于爸爸来说,却是一个压了的十年的话题——未能对老人全心尽孝的负疚已折磨了我快十年。借此机会我必须将这心中的自责吐露出来。
对爷爷的感情之深,我竟然是在爷爷走了之后才意识到的。尽管自小在我的屁股上没少了他老人家的巨大手掌印记。这一点你自然可以感到庆幸。妈妈告诉我,你曾不无骄傲地向同学说过,我长这么大,我爸爸没有动过我一指头。但是我还是说,我深深地敬仰爱戴和深深地怀念着你的爷爷。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将无限的慈爱与希望倾注于我和你姑姑身上,为我们无私地奉献出了他可给予我们的一切,而且因为他在严酷的精神打击、政治迫害、业务歧视和沉重的经济压力下忍辱负重,与奶奶艰难地撑起了我们的这一度到十多个人的家,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时代允许我们完成的学业;还因为,他在治学教书与作人上成为我的第一位导师。我在文革中失学后得到的不多的文学与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他的教授。除此之外,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层绝不曾向任何人吐露的愧疚,这就是,在他蒙难之时,我竟没能给他以更多的安慰与照顾。在那恶梦已远去二十多年的 今天,这种愧疚不仅依然萦绕于我心头,而且更加强化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的怀念。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他老人家走了以后我才从内心强烈地感受到,也才明白,我曾经拥有但永远失去了人世间最神圣、最无私、最珍贵、最深厚的一种父爱。
我们家祖藉皖北萧县一个十分贫瘠的村镇,这里距徐州府约有几十里路。这块土地上不长粮食却以盛产瓜果驰名。与“砀山梨”齐名的萧县葡萄,曾在“农业学大寨”,全民种粮食的时期统统被拨了根,直到九十年代才重获生机。
你的爷爷生于1909年,自幼家境贫寒,是靠编席帮富家子弟补课上完了小学。自小的艰苦劳作使爷爷身材魁武,手擘粗壮,声音哄亮而绝无一般文人书生的素手纤指,弱不经风。青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磨炼,使得在大饥荒的1960年,爷爷能够依靠他强壮的身体和作务常识,在我们家的房前屋后种麦点豆,聊救饥馁之急。在那举国大饥馑的年月里,我们姐弟兄妹的身体基本没有受大亏,我的身材也在这个年份长到了180公分,略高爷爷一公分。虽然后来在农村插队当生产队长期间,每天只有4个多小时的睡眠,使我的脑神经受到严重损伤,但我身体素质却基本良好。这既受益于奶奶是位医生,也得益于爷爷顽强的生活能力。而你宪文叔叔却在这段时间身体受亏,以至今日更是诸病缠身。
爷爷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徐州中学,后因全班抗议校长贪污被开除,遂回家乡办小学,自此开始了他教书写书的生涯。抗战暴发,爷爷转辗至陕西武功、汉中,后入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就读,师从肖一山、高亨、蒋秉南诸先生。他的刻苦与勤奋受到小同乡和同学们的尊重和老师的称道。大后方艰苦的生活常是吃了这顿无下顿,一日煮一锅红薯就算一天的伙食。就在这种条件下,爷爷以优异成绩从研究所毕业,留西北大学执教。一九四一年作为接受人员从汉中古路坝到西安当时胡宗南的战干团,既现在西北大学校址,筹备西北大学的迁校,并继续进行先秦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1948年四月在我出生之时,爷爷的《庄子天下荟释》出版,得到肖、高诸先生的颇高评价,并晋升副教授。因我出生日为“元”日,作为出书纪念,取书名首字,故有爸爸这个很特别的名字。此时,爷爷在中文系除教授先秦文学外,还教授大一国文和近现代文学。他教书之好,压倒了全校教授大一国文的先生。所以许多外系的学生,几十年后仍能绘声绘色地追述当年爷爷讲课时的情景。此时爷爷还出版了《大学文选》,同时准备将《庄子》其余三十二篇荟释陆续出版。可惜时代更叠,对“厚古薄今”的批判,使爷爷这五六百万字用小楷一笔一划工整书写的手稿和近十年研究的心血束之高阁,一拖数十年,终成爷爷毕生之憾事。
解放后,课程改革,爷爷因教授大一国文和近现代文学、鲁迅作品在校内获得极高声誉,军代表坚持一定要让他转教现代文学,由此竟成了他后半生转研鲁学之发轫。鲁迅研究自五十年初在西北地区开拓,第一个鲁迅研究室的成立,全国第一个鲁迅研究专刊的编辑,全国第一批鲁迅研究生的招录,显露了爷爷在学术研究中的顽强开拓精神。用现在的时髦言语言即具“学术创新”精神。至于他老人家治学中注重史料,严谨考据,一丝不苟的作风,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1987年,他已近八十高龄,为带好研究生,自己将几百万字的鲁迅全集重新通读一遍,翻查资料逐篇注解,其功力之深,工作量之浩繁,令中青年教师也咋舌。这些可贵的精神多年来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
正当爷爷在事业上奋力拓展时,1956年因与胡风先生的“泥土社”往来而受到无端迫害,被指为反革命外围组织成员,家被抄,人被监管。连你的太祖母病故也不准奔丧。致使爷爷火气攻心,背后生痈,大病一场几乎死去。这一切自然都是事后奶奶告诉我。当我在十年灾难中品尝了夜半砸门抄家的恐怖,突然回忆起八岁时一天中午放学回到南排四号家中,看到房中一片狼迹的情景,我才意识到,文革对我们家来说已是第二次劫难了。
1957年“反右”开始,爷爷在西安市委礼堂对56年的过“左”行为与冤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语言之激烈在当时足够“右派”之份量。多蒙西北大学校长刘端芬先生将56年的过错揽了过去,对已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的爷爷竭力挽留和关照,使爷爷两难(反革命、右派罪名)并免。但在八年后,更大的灾难临头,连刘校长也未能幸免。这是后话。在1956年这一飞来之祸中,爷爷被禁教,于郁愤之中他以无比的坚毅抱病编纂了几十万字的《庄子索引》。自然,在当时已没有任何出版的可能。
政治的打击只是爷爷所承受的重负之一。狂热岁月后的大饥荒使爷爷与奶奶的生活重负成倍增加。冷酷的政治斗争、业务岐视、生存压力,使爷爷的脾气变得十分暴燥,我身上的印记也主要出现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从自己的口中省下来十分有限的口粮给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外,求生的欲望促使爷爷在我们住的楼前房后种了有两三分地的麦子,边上再种上些蔬菜。1961年至1962年,我们家的麦田连获“丰收”。虽然只是2、3分地,一年却打下了近二百斤麦子,这对于每天只有几两粮的我们来说,实如救命之食。当饥饿夺去了家乡许多亲人的生命,也威逼我们这个十多个人的小家庭时,(那时爸爸的外公、姥姥及姨姨都在我们家住,从家乡逃难来的表姑、表叔使我们家中的人口最多时有十三、四口),不顾一切为师者的“斯文”和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东方布衣之士特有的顽强、坚忍不拔,保护了我们 这个已经够多灾多难的家庭,延续了这个到我已是第三代单传的家系。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可能体验和理解大饥荒中人们何以会有那样感人至深的“觉悟”,更难以看到在那几乎危逼到整个民族生存的灾难之中,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特有的强悍气质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如何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去捍卫自己生的权力。从你的爷爷身上,我看到了将传统的文人气质与平民气质融为一体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和品格。尽管它十分地平凡,平凡到了被许多“高雅”文人嘲笑,为时髦的政治所贬斥。但正是这种气质、精神与品格构成了生命的最原始的活力,延续了亿万家庭,延续了这个古老的民族。也正是在对于这种平凡文人的气质、精神、品格与行为的认识中,我看到爷爷内心世界中平凡到极点以致成为生命基础的这种人格魅力。也许在他老人家心中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当我形成这种认识并由此对你的爷爷充满了尊崇之心时,他老人家已永远离开了我们。这种迟来的意识,迟到的觉醒,使我更加深切地爱戴和怀念他老人家,并由此转化为一种永久的遗憾。也就在此时,我猛然醒悟到:我失去的是何等的珍贵。
文化大革命,将上层与下层、此类与彼类、历史与今天、权贵与平民、中产阶层与小农民众、两种文化与两种文明的冲突统统翻将出来,统领到阶级斗争的大格斗场上,拉开了一场心灵世界空前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权与利的大博斗。对这十年已无需我再作鞭挞。在这场善与恶、权利与命运的撕拼中,确如毛泽东所说触及了人的灵魂,其实,又何止于“触及”,而是将深隐的灵魂,揪扯出来,将那一切无论大或小的“恶”与“善”统统亮了出来,让人们在事中去表演,事后去回味。也就在这事中的表演与事后的评判中,我不仅看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可怖可憎可悲可怜的大恶、中恶、小恶,也以鲁迅先生所说的无情的解剖透视了我的灵魂,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对爷爷的永难解脱的负疚。
这是几桩也许并不起眼的小事——
1968年夏天,被揪斗的爷爷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被送到大荔农场劳动“改造”。那时爷爷怕我与红卫兵发生冲突,强要我住到学校去。当我从学校赶回到西北大学礼堂前广场,与奶奶三姑小姑去给爷爷送行时,爷爷已上了车。车开动了,爷爷向我们招手,我远望到爷爷,想举起手来,却不知为什么又放了下来,只是默默地送爷爷远行。
记得是1967年,一次批斗刘瑞芬校长,爷爷被拉去陪斗。回来爷爷坐在椅子上沉默良久,不知想到何处,突然对我说,斗刘瑞芬的时候,刘大毛始终站在他爸爸身边,怎么赶他也不走。爷爷问我,“如果斗我时,你能象刘大毛一样扶我一把吗?”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事后爷爷也再未提起这事。
……
小事吗?小事!为何如此?是胆怯?是要划清界限?我不知道。只是从此,我对“政治立场”充满了厌恶。
三十年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存留在我的脑海里:1975年夏天,我对爷爷花一元钱买个树根回家劈柴烧,甚不满意,不愿帮他拉车,让六十多岁的爷爷去拉几百斤的树根。因路不好,树根前翻,车把落地,将爷爷左手大姆指肚几乎整块地挤裂开。家中房子不够,他在厨房边搭个小蓬作厨房,将厨房腾出给我一人住,我为此与他大吵一场……
平常吗?确实不足挂齿,为什么要说呢?因为对不起他老人家,因而永志不忘。
文革后,爷爷渡过了他一生精神最舒畅的十年。他的研究成果超过了前三十年。然而,近二百万字的著述,繁重的教学与学术活动,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1988年,按制度他应退休。也是出于无奈,学校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作一次善意的“欺骗”,让爷爷挂个虚名继续作研究生导师。但这确实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突然中止了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爷爷内心的孤独与痛苦从他迅速衰退的体质中表现出来。而就在他老人家最需要精神安慰时,我却自私的只顾自己的工作,没有去关心他,为他化解内心的苦闷与寂寞。就是在他两次病危时,我也没有能认真地照顾他。1989年4月,当他老人家再次住院,一入院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的七天里,我只守护了他三天。尤其不能原谅的是,他的心脏因长期过渡劳累,已异常肿大,并且大面积缺血,我竟没有让他作彻底的检查,更没有想到应给他早早装心脏起膊器。也许,这一切可以用“六四”前学校的动荡来作解脱;也许,可以用当时没考虑到作托词。但这一切都不能削减一点我对他的负疚之心。
……
……
乘老人健在之时,理解和珍惜这圣洁博大深厚无比的父爱与母爱,给老人以天伦之报,再不要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个人如果连“寸草心”都没有,何以为人之子,又何以作人?!
珍惜这人间最真挚、最无私、最博大、最深厚、最善良、最纯结的爱,不要在失去时才理解、才认识、才体会到,才去悔恨。
这就是我要向你说的第三个话题。
其实,不要到失去时才意识到拥有的价值,当拥有时就想想,如果失去将是何种状态,也许更为有益。而这种思考并不仅限于“孝敬”问题,你所拥有的许多东西,都不妨作此思考。
 
四、爱情:永远年轻的老话题
如同对“人生价值”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千百年来无数思想家、哲学家写了浩翰的文字来探讨它。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对每篇文章的睿智博达的写作者来说,似乎已对这些亘古不变的问题作出了箴言式的或哲学或伦理或宿命的回答,并将其省示众人。但后来者却总不满足,总要自己再重新思考,自己再来一篇乃至于乞求再生一次。究其原因,我想,其一可能是“人生价值”只可靠亲身体验而不是靠对说教的信奉;其二可能是因为传统承袭的观念价值与永恒变动着的现实价值之间,永远存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种永恒的差异导致了永恒的不满足,由永恒的不满足必然导致一代又一代永恒的追求。
爱情,似乎也一样,而且更以为甚。
自古至今,从没有一个其他的人生话题能够超过爱情,具有如此超越时空,永无边际、永无终结、永无止境,而且象一个硕大无比的磁石,吸纳着,并将永恒地吸纳进人类无可计量的情感与精神。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以一切可寻找、可利用、可借助的、可依托的文字、图形、色彩、音乐乃至现代的声、光、电讯技术,将发自内心的爱恋、喜悦、凄苦、悲伤、愤怒、迷茫,化为泪,化为书,升华为艺术,演绎成历史。爱情构成了生命最素朴的原动力,最丰厚隽永的话题,以至可以说爱情构成了一部人类史和一曲人类生命永无休止的乐章。
这历史既充满着喜悦美满,又饱含着遗憾与悔恨;这乐章既多亲情与热烈,也不乏凄苦与忧伤。
对于这个话题,对不少人来说,不提则已,提起总象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对于这个话题,人们倾注的太多太多了,有数不尽的电影、戏剧、诗辞、散曲、小说故事、伦理说教,可供你去阅读去思考。而我并无更高明的理论和训导,只有着从前辈、从友人、从各类作品中、也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汇聚成的几点体会,写出来供你和你的朋友参考。有些话说得可能太抽象,太理论化,一时难以理解,但我想,这样也许更有品嚼的味道,我相信时间和生活实践会赋于你更深的理解。
人们永恒地追求美好,没有这种追求,人类就会在窒息中堕落。但是,必须意识到,“一切美皆在心中”!一旦强行要它变为现实,就可能会由不那么美,发展到不美,由不美衍生出不幸。
心中之美,永远高于现实之美。理智地把握这种区别和差异,才会真正体会、理解、感悟、享受现实中真正的爱情,而不致被一种超越现实而过分理想化、神圣化,以致永不可能获得(就象《血色黄昏》老鬼所描述的那种幻化)的追求乱了心灵与情感的方寸,酿造出无为的悲剧。
从审美的角度,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存着一种“理想之美”和由现实素材构成的“现实之美”。二者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这是因为,人总是同时生活在现实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中,现实的追求受到时空与物质化社会的限制,而精神的追求虽然不能脱离追求者生存文化底蕴的束缚。但却因精神的超时空、超物质性而更为自由更为随心所欲。有趣的是,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一种永恒不竭的原动力,推动着人们去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生存价值与文化底蕴,缩小这种精神与现实的“距离”,在对“理想之美”的追求中升华人格,超越自我,推动着单体人与社会人的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从而使这种“距离”不仅在目标意义上,而且在行为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美,一种“距离之美”。正是这种距离才支持了美,维护了美。所以,应该承认“距离之美”,维护和不断去发展“现实之美”,推动它走向“理想之美”。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美在心中”的道理;也并不是大家都能认识到“距离之美”的存在和它所具有的美的原动力;更少有人能够在理解这“距离之美”的基础上去把握自己,把握爱情,把握这种人类最根本最原始最苦恋的美的追求。
自然,不能苛责于人们。生活的重负、无量的痛苦、传统的羁绊、观念的冲突、对个性与自由选择的排斥压抑,已耗散了人们无数的精力,文化的垄断与贵族性又多少妨碍人们以天赋的权力,以哲人的睿智来认识这属于人类自己内心世界的却又最陌生、最难把握的恋情与追求,在理解“美在心中”和把握“理想之美”、“距离之美”中,不断升华自己的“现实之美”。
在从哲学思辩和理智的角度理解和追求爱情之美的过程中,需要承认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即“爱情”是一种复合体。一部人的爱情和对美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特定条件、环境规范和选择下,会转化为特定的现实的家庭组合;而另一些由自个人或他人的爱情与对美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则只能作为不可选择的“理想之美”,作为相对于其中一方的永生的遗憾,或停留在永恒的心灵深处,或被时间的流沙冲刷谈化,遗留给永不复返的过去。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未被选择”之美,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理想之美”,以及人生对美与美好生活追求的遗憾,构成了人间爱情的悲苦之源。它和人间的各种悲苦一样,对于坚强者、大智者,成为一种汤因比所说的“挑战”,激励失意者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激发内心世界无穷的创造力与智慧,将人、将人的情操,将人的事业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升华成一种美,一种为汤因比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激动不已的“苦难之美”,令其发出“美是艰难的”深长感叹。在艺术的王国里,我们最能看到这种美的创造——正是这种悲苦,在艺术,在精神,在文化升华中繁衍成无数的悲剧、苦剧、笑剧、闹剧,艺术化为无数的诗歌、辞赋、散曲、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将人心中遗憾之美转化为艺术之美和被艺术化的美的遗憾,成就出无数艺术大师、思想大师和他们的千古之作。悲苦与遗憾成就了美也成为一种特殊的美,成为人类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追求美,美好爱情与美好生活的无竭的另一种原动力。历史与生活,就是如此,在人类不幸与苦难中阐扬出心灵世界的纯真,善良和美好,并赋于这种悲苦之美,不幸之美,以远较欣悦之美、幸福之美以更强悍、更深长、更永久的的震憾力、吸引力,激励着、吸引着人们去更勇敢、更执着地追求个性与自由,追求内心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真、善与美的统一。
悲苦是一种更高级的美。它与“理想之美”、“距离之美”、“现实之美”一道构成人类爱情与精神世界美的四大支柱,构造出人类精神史、文化史和无数的民族史,并既推动又伴随着人类文明世代繁衍和继续下繁衍下去…….
尽管——人们并不情愿接受和拥抱“悲苦之美”,但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也正因此,面对这种现实的组合选择与现实的离异,面对发自不同主体而有不同结果,可能都是十分地真挚,十分地纯洁的情感,必须十倍地小心,必须十分地谨慎。任何不负责任的感情与行为的放纵都将使任何一方,任何一种感情受到伤害,都将使自己或给他方的现实生活与心灵世界造成倾斜、坍塌乃至崩溃,从而引出悲剧与不幸。这种由轻率与不负责任引出的悲剧已失去了原始的纯美,多少被蒙上了道义或法律的阴翳,尽管它同样是生命旋律和 被艺术升华的生命历史的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这是建筑于理性、现实、真实基础上的理解,对你们生命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必然会面临的这一爱情问题,作为父亲,所能告诉你的是:
第一,不要过早(起码在学业未成之前)涉身于爱情;
第二,在你已不可避免也应该置身于这一情感氛围之中时,你可能会发现爱的“错位”和“不对应”。这时,宁可冷漠一些而绝不可轻率地去表态,更不可有非理智的行动。即使不存在这种“错位”和“不对应”,也必须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极易燃烧而熔化理智防线的情绪。此时,事业的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平抚不稳定、情绪化的心态;时间,会给予你更清醒的判断;老人,会给你必要的忠告。
第三,要珍惜、珍重来自在不同人的情感投予,绝不可草率行事,去伤害这青春和纯朴的乃至生命的相许。切记,不成眷属却可成挚友,而绝不可成仇敌。否则,将会演出人间真正的悲剧。
第四,必须重视自己的“生存文化底蕴”,这是构成爱情“现实之美”的重要基础,也是不同家庭的氛围、素质、品格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你从我们这个充满温馨(尽管也不免会有多云转阴之时)的小家与你所了解的同学家庭的区别中,从不同的父母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不仅对一个家庭的组合,更对儿女是何等重要。
最后,作为一种“老一辈人”的训戒,你应记住,有两个时间和精神状态,不可去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一个是你最得意之时,一个是你最失意之时。
 
 
儿子,信已写得很长了,要想说的还很多很多,这四点只能是生活无穷话题中的点滴,相信从这信里你可以看到作为当年知青的爸爸与妈妈对你寄予的真挚的爱与希望。更不用说作这种表白、总结本身,多少潜含着一种悲剧的味道。因为上苍给予我们的时间已只剩下小部分了。尽管人们总说,人不可长生,早晚有此一回;尽管人们总说,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匆匆过客,似一演员,匆匆上场,演完走人;尽管人们总说,人生是一个过程,看淡些,什么理想、目标、志向、追求,对离世的人来说,永远是个空虚;尽管人们总说,当如庄子鼓盆而歌,笑着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一切,不过是给这种真实存在的离别以一种喜剧形式的自我宽慰罢了。也正因此,出于这种对你的深厚的爱与希望,导引出我们作父母的责任,希望在这人类最基础的代际沟通与理解中,将我们一生自认为有益的体会、感受和认识,留给你,作为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你的未来有所帮助。
对这封长信,妈妈曾说,你看《傅雷家书》,也没有那么多的哲理性的语言和对过去的追诉与剖白。我却告诉她,这正是这一作品,一部蕴含了神圣父爱与人类责任,大智大惠与高尚人格的不朽创作的最大的遗憾。在那特殊的岁月里,正是一种可耻罪恶的心理与行为,正是那可憎恶的时代和对人的尊严、个性、自由的残踏与对言论书信的检查制度,使傅雷无法将他内心世界圣洁的情感、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品、铮铮风骨与人生珍贵的体验,真实、无需戒备和用率直的语言表述出来,从而既铸就了这部家书平白文字中隐寓着的另一深邃丰富的精神世界,需要人们去细心品味;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份人类丰绕无比的精神财富的失落,成为无论是对傅雷先生和傅聪、傅敏来说,还是对这部作品与其挚爱读者来说,更是对人类文化与文明来说的巨大遗憾。当今天这个世界正在被铜臭化时,当一度被“文化大革命”扭曲的中国人的心,再一次被“金钱大革命”所扭曲之时,人们多么渴望这种精神的甘露,并为此无可奈何的“隐喻”而十万分地遗憾。
作为我,自然远不能与傅雷先生相比,无论是人格、知识、思辩、还是艺术文化功底,都望傅先生项背而不能。但是,我却比傅先生十分幸运地拥有了一种权力与自由——我可以尽少掩饰地去直白心绪,尽可能自由地去抒写内心的感受,陈诉生活的体验,凭据有限的知识去探索生活的真蒂,凝结成多少抽象的文字,希望作为一种精神财富送给你,竭尽作父亲的职责。这是十分难得的时代的进步,这种自由正是以那悲剧性的“隐喻”为代价、为基础,因而更为珍贵。
自然,话又得说回来,生活道路,要靠自己去走。这些我们那个时代生活道路的总结,只能供你参考。在人生道路上,需要你自己去闯,去学习,去体验和总结。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明确的目标、坚强的意志和纯正的人格。
日后有机会,我会就其他话题,与你作继续的长谈。            
 
                             
                                             父字
                                         1998年10月17日起行
                                         12月24日平安夜搁笔
                                     1999年3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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