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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怎样重建中国式道德观?作者 王随学
(2013-5-6) 浏览人数: 3481
我们该怎样重建中国式道德观?
作者 王随学
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不久前,在舆论又一次热议“老人跌倒该不该扶”,而海外媒体称之为“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从而叹息“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时,广东佛山发生的两岁幼童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5名路人竟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的事件,则给这叹息又画上一个血淋淋的休止符,使人痛至无声,哑然无语。
     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大小贪官,在而今用人机制下,仍分别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上演着五花八门的滑稽剧。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原局长林亚福,伙同其下属队长、段长们,“虱子腿上敲骨髓”、“阎王不嫌鬼瘦”,近10年内,用向所聘用环卫工人索取“指标费”的方式,仅其一人就非法收受贿赂款127万元;而就是这样一个魑魅魍魉,却先后被授予“全国爱国卫生先进工作者”、“海南省优秀公务员”、“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等20多个先进称号。更令人难以忍悛的是: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仅处罚金即高达人民币2000万元的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法庭上却竟然痛哭流涕地喊道,“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我身上还有好多好的品质”……
     这真是“不是不知道,世界太奇妙”啊!
     或许,为尽快逃离这种“礼崩乐坏”的环境,更或许对未来或自己的超国民所得“内心发虚”,据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1/3,同时,有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
     有一样事实,从另个角度大概也可为此作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3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9.4%,而税收增长却高达27.4%。有专家称,“扣除通胀因素,税收增长仍为GDP增长的近3倍”;亦有专家称,“重复征税”,虽最终会将税赋转嫁给消费者,但从一定程度上也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坤卦·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以此对照,则难不叹感:“坤”仍在,“物”亦载,可用以规范这“仍在亦载”的“德”呢?

             道德重建与摈除“泛市场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见成效之处,是在非公有制基础上全面推行的市场机制。毋庸置疑,正是这一机制的建立,推动了从改革开放初至今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道德的急剧滑跌,也同时起始于此。这本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阐明,这种机制“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应该说,为发展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补课、或我们所称的“转型”,这种道德领域所不能不遭受的亵渎与冲击,也是种无法躲逃的必然。
     然而,作为被世界公认的道德国度、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毫不陌生的中国,理应在对上述问题有清醒认知的前提下,为道德的存身与沿袭,保留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在甚至已超过西方的“泛市场化”浪潮下,道德所附之“皮”,却几近于荡然无存。这就使人在不能不扼腕叹息的同时,愤而质疑:若是把一切都变成交换、变成经济活动、变成一部分人对绝大多数人毫无节制的榨取,这还是理性的人类社会么?
     比如房地产。其初时被推入市场,固然有商家的高利润,人们已有所重负,但毕竟还可承受;而伴随“经营城市”理念的提出,当地方政府改换形象,不再以“裁判”身份,而是拿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地皮资源做资本,以“老板”的面目也加入盘剥的行列时,骤然高企的房价,撼动的就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时击溃了人们心底处道德的堤垒。
     比如医疗。初时医改,即在为全民企业“甩包袱”的名义下,将本应由国家部分负担的医疗,彻底推向市场;而自从“潘多拉”魔匣打开,医疗不再以救死扶伤、而是以榨取高额利润为目的时,便在成压向民众头上沉重大山的同时,也使得人类崇高道德标志之一的红十字,扭曲成恍若耶稣受难的刑具。
     比如教育。屡禁不止、而今更近于“合法”的“借读费”、“助建费”等等,加之居高不下的高教收费,压弯的不仅是学生家长的腰;“市场化”模式下的教育,“权”、“钱”的社会样板加应试第一,纵使学校和教师把“道德”悬在门头、刻在额头、挂在口头,可“身教胜于言教”,其自身和社会的“典范”,能使得连小学生都无法不向往“长大做贪官”么?
     比如文化。这一领域的产业化,固然是时代潮流;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是否所有文化内容都适宜用“市场化”运作,值得考虑。像200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所出的《建国大业》、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所出的《建党伟业》,内容是革命先烈、仁人志士的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目的却是影视界大腕们XX亿元的票房价值;如此南辕北辙、自扇自脸,是否叫尚熟悉国史党史的人看着,感觉像被卖着挚爱父母的遗像,自己看一看还得出钱?叫本应受感染熏陶的下一代看着,因同样出高价买票,则无异于魔幻诡异的《哈利·波特》?
     《易经·夬卦》曰:“中行无咎。”《论语》主张“过犹不及”。看来,道德重建,并非仅只是自身的问题,把泛滥的“市场化”圈放进它应有的范畴内,应该是治本之策。”

            道德重建与深化体制改革

     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典范”与“领头羊”。而但凡有这类案件曝出,便会有无以数计的评论与反腐专家们,唠叨些“监督缺失”、“权力失控”之类的老生常谈;被押上法庭的贪腐官员,也照例会貌似沉痛,来一番让人作呕的忏悔……问题是:这样的“反腐”从上世纪起,“反”到新千年的今天,却不但“前腐后继”,而且由大官大贪,发展成小官也大贪;而这种被网友嘲谑为“当官不图捞笔钱,不如回家种大蒜”的畸态,在造成官民无形对立的同时,更也冲击着人们内心的安全感。社会为“坤”,政府为“乾”;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下,“乾纲”因官员贪腐而有所动摇,“坤界”又岂能不各求自保?冷漠无情的社会情态,不能说不与官场的腐败与失德,有着绝大的干系。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几近于“癌症”的腐败,当真就无可遏制么?
显然,单只靠唱红歌、道德宣教或颁布五花八门的“不准”、“不许”、“禁令”、“戒律”等,对腐败无异于隔靴搔痒、对牛弹琴。道德和信仰的丧失,固然是腐败的内在之源;但无以数计的事实证明,当着道德与信仰本身就需要有符合道德与信仰的体制来支撑时,深化改革的诉求,就已经不能还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易经·离卦·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也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强调的“光明正大”;而以此为准,外以“接轨”,内顺民意,立法“官员财产公示制”,将其所占所得所有,“以继明照于四方”,岂不从根本上破解了“监督缺失”的难题么?当然,这项历经20余年、屡有提案而难有结果的立法,仅从有高官咆哮“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及“97%的官员持反对意见”,就足见其确立之难。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13亿人民重建道德与公正公平的意愿和呼声,能挡得住吗?
体制与道德脱节、以至于背道而驰的问题,不止上述一项。
比如到今天为止,仍未能有效遏止的“三公消费”;比如直
至目前,仍使得公务员享有超国民待遇的住房、医疗、养老等多个方面的“双轨制”;比如除网络与极其有限的渠道外,官员基本还处于“自己监督自己”的“权力失控”……作为个人,官员欲谋求一定限度之内的私利,或偶尔恃权霸道,似可理解;但是能这样群体性高居于国民之上,且无有以制,则只能说明是有关体制的道德失衡。早在1980年8月,针对这种体制性弊端,邓小平同志就在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里肃重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时至今日,当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里,系统从文化的角度再次强调道德建设时,从体制的根本上使其步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契合古时就已强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伦理,难道不已经迫在眉睫了么?
     再比如垄断国企。靠全民所有的资源赢利,却不给民众分红,这人们似还能接受,因愿看到中国的品牌能尽快驰骋于国际。然而,其“自肥”后的超国民待遇、尤其是高管的天价年薪,却无法从包括道德在内的任何层面,寻找到依据;甚至在“接轨论”者们惯常引以为据的外国人那里,也受到满带有讥蔑的谴责。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就曾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演讲时说,“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不管是几千万的工资还是二三亿的工资,有时从个人对企业贡献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值这些钱”。而或许因同为“国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同样被质问到这一问题时,年薪超过6000万的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对此就不但不“接轨”了,还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平安的薪酬制度合法合规”,他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乔杜里听闻此言,可能会楞然失措;中国人却懂得,对这种只有个人、已全然没有了道德观念的人,还讲个什么鸟道德呢?
而且,更还有道德失衡的体制——所谓的“合法合规”,在支撑着他们……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状况是:先有个不道德的框架,一部分人据此,在拼命攫取远超过多数人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同时,豢养些文人颠倒春秋、歪说孔孟,硬是把不道德的框架往尧舜等圣贤的身上靠,还要让吃亏受损的多数人恪尽职守、安然于被不道德侵吞的伪道德。而一旦有天灾人祸,“人吃人”的食物链崩塌断裂,便会有生猛狡诈者乘势而起,以道德的名义率众讨伐,而后却仍是在不道德的框架之下,“走了个穿红的,来了个穿绿地”,再开始新一轮的不道德持续。
     新中国建立,跳脱出这一框架。可而今的状况是:本来并没有差错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不意被赋予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人,“插队”而抢了先……并且在吃出甜头后,还想要吃出个“框架”,以便能吃得有恃无恐、子孙承荫;而因为其中不时有“精尻子撵狼——胆大不识羞”者,首先是坏“潜规”惹恼了圈内人,于是,才有了“斩草”却并不“除根”的中国式反腐……但今非昔比,科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相对丰富的物质产出,使得多数人在温饱无虞的前提下,有了对道德等精神层面的执着与反思,从而不再会延续数千年以来的“下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的重视,既是新的召唤,更也是国情更新的明证。如此,以深化改革首先来矫正社会框架中不道德的种种扭曲,其大势所趋,不已是朗若白昼了么?
     《易经·革卦·爻辞》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作为言谈改革的《革》卦,就应该在国势昌盛、隐患刚显露出苗头时的已日(中午日偏西下斜),即着手进行;这样因有孚于众望,故而有极大的亨通,利于贞正。不要等到不可收拾时再进行,这样就晚了。
      愿这一“上上之卦”,成为我们再建道德国度的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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