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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模式”与西方体制比“张力” 朝华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 王随学
(2013-4-16) 浏览人数: 3509
“中国模式”与西方体制比“张力”
 
朝华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   王随学
 
近年来,关于玛雅预言及“世界末日”的渲染,在西方人来说,或许很有着现实的心理基础。2008年,从美国发源的“金融风暴”,不仅骤然间憾动在先磐石般稳固的华尔街大厦、祸及整个西方,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中国模式”在应急方面的对比,即使说不上心理坍塌,一贯居高临下的西方,也至少是饱含嫉妒、乱了方寸。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美国财赤高垒、欧洲“小兄弟”频频陷于政府破产的同时,2911年骤起的“阿拉伯风暴”,以及轰动一时的“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等,则表明又由这些国家的民众,向一贯以“普世”自诩的西方体制,发起挑战。
多少年犹如“飞龙在天”的美、欧,而今却频现“龙战于野”之势。
自新千年以来,美国与西方相继发动阿战、伊战、空袭利比亚,与俄罗斯明争暗斗不断,并公开宣布战略东移、重返亚洲,着力打造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表面看,其气势汹汹、威风未减;但究其实际,不过像萨科奇与夫人布吕尼合影时踮脚,是因其内政的“个头”太“低”且无可奈何,指望靠外交加分而已。道理简单:在而今这个一不小心就会“同归于尽”的地球上,除了对阿富汗、伊拉克与利比亚等早探明是不堪一击的“末入流”,可以“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以外,对于像朝鲜、伊朗这样的拥核或准拥核“刺儿头”,尚不敢轻易擦枪走火,又遑论如中、俄等举足轻重的核大国?
相对于焦头烂额的美、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政府的“有钱”,固使其羡妒不已;但真正触痛神经的,却是虽经由改革开放而融入全球经济、但却在政经体制上与其格格不入的“中国模式”。与此同时,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素有“双头鹰”之称的俄罗斯,自普京当政以来,也以日渐与西方分道扬镳的“寡头”模式,与其明争暗斗、冲撞不已。
然而,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俄罗斯不说,就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其“模式”可圈可点之处,固然多多;但30多年来堆积的多种问题,如增长方式单一、资源与环境破坏、贫富极度分化、各类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等,也在对自身构成日渐加剧的挑战与威胁。如此观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被双方专家学者们喋喋不休的所谓“中国威胁”或“西方围堵”,其实多都是政客的“项庄舞剑”、舆论的一惊一乍;因无论西方、俄罗斯还是中国,真正的“萧墙”都不在其外,而是在自身之内。反过来看,各方所真正较比的,既不是谁比谁多几艘航母,也不是谁在谁“势力范围”内,能插上几脚——“笑”到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只在于各自的体制。
《易经·坤卦》曰:“厚德载物。”《尚书》曰:“有容,德乃大。”就此可说: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任何一种体制的“生命期”、德之厚薄,无不取决于其“容”,用物理学概念来说,即取决于其“弹性”与“张力”。
 
西方“黄金时代”已过
 
脱胎于16世界末到19世纪中叶的“西方模式”——资本主义体系,在几近疯狂地显现了优越性,使人类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从所未有的物质与精神成就后,却在随后的20世纪里,颓势迭现,似乎要面临“灭顶之灾”。就外部而言,从十月革命后悍然飙起的苏维埃政权、赤化的东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柬埔寨,以及直插入美国肚腹之下的古巴,整一个弧形的社会主义阵营,不说“包围”,也至少与其旗鼓相当、森严对垒。而在其内部,周期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动乱等,则使得马克思早已预言的“丧钟”,频频荡响于其顶。
然而,正所谓“生于忧患”:内外交困的“西方模式”,靠自我完善,度过了危机。
这里堪可称得是“扛鼎之作”的,当属美国的“罗斯福新政”。1929年10月24日,美国历史上永难忘却的“黑色星期四”——股票一夜间由顶巅跌入深渊,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霎时间化为乌有——由而导致了持续4年的经济大萧条: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GNP(国民生产总值)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万以上,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 年。而力挽狂澜、被概括为“3R”、亦即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的“罗斯福新政”,其核心是:在保存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下,抛弃以往自由放任、全凭市场机制自我调整的政策,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改变局部生产关系,以诸如整顿金融、限制垄断、制定劳动者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标准、扶持中心企业,以及大力兴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多种措施的强力实施,将集中起来的社会财富,向社会底层分散,从而不仅使业已激化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更也可拿今天的话说,适时拉动了“内需”,经济由而恢复平衡,走上正轨。与此相应的是,为全面贯彻新政,罗斯福通过改革,使总统权力全面扩张,并牢固建立起以总统为中心的3权分立的新格局。
二战后,业已成西方领袖的美国,则通过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不仅对欧洲国家的经济重建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更也为全方位控制西欧、影响其内外政治走向等,奠定了基础。而“罗斯福新政”之核心内容——被称作“凯恩斯主义”的以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以立法和有关社会措施,使利益天平有限度地向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倾斜,从而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各项措施,则成为整个西方模仿参照的“样板”。也正是籍由于此,虽然马克思所说“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这一基本矛盾仍在,但源自“罗斯福新政”的这轮强力改革,却使得“西方模式”陡增“张力”,使原本足使其崩溃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软化”成一种免疫性调节;而曾经愤怒不堪、被马克思称为其“掘墓人”的劳动者,还甚至成为这种体制受益下广众的维护者。西方“黄金时代”的巅峰,是促成前苏联解体、东欧集体“叛变”;而除此外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使其欣喜若狂,似乎看到了可“一统全球”的曙色。
然而,30多年过去后,不仅中国在摈弃原有体制痼疾的同时,逐步形成与西方迥然有异的“中国模式”,饱尝西方“忽悠”的俄罗斯,也至少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各个方面,与美、欧针锋相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先为调节并缓和社会矛盾的高保障、高福利,不仅养就了国民的懒惰与奢侈,使财政不堪重负,更还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念下,使须得兼顾多方利益的民主选举制度,首鼠两端,顾此失彼,沦落为机会主义政客们,纯粹为个人“青史留名”而玩弄民意的工具。
显然,“西方模式”由“罗斯福新政”逐渐形成的“张力”,已用到极致;而今如美国的小布什、奥巴马,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萨科奇等,则或者像白痴与小丑,靠发动些劳民伤财的局部战争,捞取选票,或者像伍子胥过昭关,即使愁白了头,也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难挽其颓势。
 
中国探寻体制“张力”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因唯一可资借鉴的,只有西方业已有过的实践与理论;但西方的东西究竟哪些适应国情、哪些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只能靠自己的实践“走着看”,所以,截至目前,在这种模式里,虽能够看到许多带有西方特质的“因子”,然而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里,“中国元素”的特征,却日见鲜明。
首先,用不着由专家们叨叨不休地引进“凯恩斯主义”,“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逐步实施的。虽然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到商业等所有领域里,在所有制方面都实行了变革,但“国有”的成份,却依然涵盖了诸如土地、能源、交通、通讯等几乎是所有的命脉性领域。所以,当面临像2008年那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也压根不必如当年罗斯福总统那样“头大如斗”,而是一甩手就拿出4万亿元的国家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在扩大就业的同时,以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虽则所有制变革后,包括外资、合资等在内的自由经济发展很快,但相对于国家与政府握有的国企与资源来说,不过是围绕参天大树的万千小树林;故而,其总量虽大,却并不足以能左右社会与经济的总体走向。再者,30多年来实践表明,不仅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布局与调整,就局域范围看,每个省、市乃至县、乡(镇)或更小区域的政经布局及建设等,也主要由当地政府来予以掌控。总之,有钱、有权且有威,中国强势政府的“特色”,既是西方多年来的诟病,也是其近年来愈益垂涎的妒忌。
然而,有阴有阳谓之道,利弊相依是为理。“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固然在经济发展、建设布局、规避危机以至救灾济急等多个方面,力厚势强,游刃有余;但是,在监督薄弱、难形成有效机制的情况下,除酿生出人人皆知的高发性腐败、造成权力群体与民众日渐加剧的不平等以外,即使单纯就经济建设而言,也是孽生出“唯GDP主义”及多种人为性破坏、浪费、内耗甚至是灾难(如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首因。并且,在不改变则难以可持续发展、动“大手术”又担心失控的状况下,这种模式本身,也遇到前所未有的“两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不断扩展社保、医保覆盖面及投入力度的同时,一方面,关于道德重建与文化复兴的话题,成为舆论的主流,另一方面,虽并未集中宣传、但却在紧锣密鼓施行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部署,截至目前,11个获批给予“先试先行”权的“新特区”,分别在经济增长、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区域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改革上,有了一定的突破。显然,当面对随快速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经济及社会问题、却须得靠体制本身来予以“消化”时,与西方所曾走过的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探寻属于自身的“弹性”,冀望在不改变固有模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扩充其“张力”。
应当说,包括西方业已走过的历程,东、西方“模式”所做的一切改革与改进,都逃不出《易经》关于“三才”的认知,即所谓增“弹性”、扩“张力”,无非是在调整生产力高度发展后人与天、地悖离的同时,以相对公平为原则,最大限度地来缓和人与人之间因利益悬殊而有的冲突与矛盾。那么,作为人类至高智慧《易经》发源地的中国,能否比西方做得更好,从而为整个“地球村”“实验”出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模式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结束语
 
天地生人,至为不易。而形成社会、发展至今日盛况,更属难得。所以,正如同对于玛雅预言中地球毁灭的恐惧一样,对于因少数人贪婪、奢靡、狂傲、放荡及利益相争,并进而引发多数人反抗而导致的战争、动乱等,则不但恐惧,更有着莫大的愤恨与抵制。所以,在当今理智应成为欲望之缰的时代,所有人、尤其是所谓“高端人群”最该清醒的是:按照西方的说法,就社会而言,无论贵贱,每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按中国说法,则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这个“舟”,并不单是指政权,而是既承载达官贵人、富豪大腕,也须得有贩夫走卒、市井草根们一席稳妥之地的同生共存之舟。而就此来看,则无论人与自然、国与国还是社会中的人与人,尤其是个中的强势对弱势,最该铭记的一个字,就是“让”。
“让”即有“容”,无“容”则必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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