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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个历史性周期,非公有经济发挥着重 要的功能,表现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趋势。
(2011-5-10) 浏览人数: 4149
 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个历史性周期,非公有经济发挥着重
     要的功能,表现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趋势。
 
民企三大新课题——
思想解放 素质更新 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日中天,令人振奋。
十五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标志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思想解放为中心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走过了历史性的第一个周期。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改革开放将进入以“制度创新”或者说以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为中心的第二个周期。在完成这一改革的“攻坚”任务后到下世纪中叶,只要世界风云不会发生剧烈动荡,中国将真正步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并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周期中,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在第一个周期,我们党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将改革由体制外转至体制内,开始了对经济体制的核心层——所有制的根本性改革。为更深层次的改革作了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的准备。
 伴随着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与进步,非公有经济也经历了从社会观念评价、自身经济规模到经济政治关系的巨大变革:
 在社会观念评价上,从“资本主义残余”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规模与实力方面,从三中全会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不到0 .01%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在经济关系方面,从拾遗补缺和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织部分;
 在政治领域,非公有经济业主从受歧视到参政议政,共商国家大事;
 等等。
 在自身发展的巨大变革中,非公有经济在现代化建设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首先表现为“生产力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以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新的经济关系,将社会生产力要素加以有机组合,并促使其中的部分要素与组合整体发挥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潜能,既使自身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的扩张与发展,又推动社会经济不断走向繁荣。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间,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由不到百分之零点一迅速增至30%左右,从业人员由16万人增至1.7亿,在国家近年经济的高增长指数中得益于民营经济的比重高达60%。这些简单但十分重要的数字表明,民营经济通过对社会生产力要素的有效组合和作为社会生产力新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是“生产关系调整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民营经济凭借其与市场的天然联系,以一种更贴近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组合关系,对自身所吸纳的生产力要素进行着有序有效的“要素重组”;同时又通过不断的从其他经济形式中吸纳更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要素进行着新的“结构重组”。无论是“要素重组”还是“结构重组”,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近二十年来,从微观经济中新的劳动组合形式的出现,混合与过渡性组织的演变,到宏观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的交融,多种经济制度的共生,无不与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发展有关,无不与这种新经济形式发挥出的“生产关系调整作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种调整尽管存在有一定的消极性因素,但在总体上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附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要求,因而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第三,“上层建筑能动作用”。近二十年来,围绕着民营经济这一古老而又新颖的经济形式,从高层决策到街谈巷议,从理论研究到政策调整,潮起潮落,纷纷攘攘。莫衷一是,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日益重要的特定形式,“民营经济”这一表述并不规范,但却牵动亿万人情感精神与经济政治生活的社会存在,以一种新的虽然远未完善成熟的上层建筑的能动力量对中国社会的观念、制度、政策、法规、理论、习俗、伦理道德体系产生着强烈的冲击,发挥着调整、制约、更新的功能。仅以七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1.7亿劳动力转入民营经济这一重大事件为例。从表面上看这是社会巨大劳动资源的迁移和重新配置问题,但从更深层分析,则可看到这种劳动资源流向与就业选择变化背后潜存的由社会经济基础变动引起社会价值观念、文化、制度等上层建筑诸因素相应调整变革的厚重背景。这种由社会经济基础变动引发社会上层建筑调整变革的能动因素中,无疑包含着民营经济这一最重要的成分。
作为“生产力推动作用”“生产关系调整作用”“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自然综合,民营经济在自身发展中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观念文化结构的重新组合发挥着无可否认的“社会结构变革作用”。
不应否认,在民营经济发挥上述作用过程中,确实暴露出不少消极因素,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产生或大或小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国家近二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中,从中国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可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的上述四种作用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符合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符合于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十五大“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战略布署。因此应该肯定,上述作用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和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
这一切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将留下最有价值的一页。
随着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更加伟大和更具有战略意义。第二个历史性周期,我们将在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纲领的指导下,建立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崭新体系。与这一历史性的进步相适应,非公有经济在与公有经济交融共生中有可能表现出如下重要发展趋势:
第一,企业体制: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
第二,经济实力:成为社会主体经济成分之一;
第三,经济利益群体:将阶层(级)化;
第四,经济组织:将政党化;
第五,群体意识:将系统化、理论化。
上述重要发展趋势将使非公有经济对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历史性周期,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与观念形态体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二、
 
            处于周期转换阶段的非以有经济,暴露出了一系列矛盾,
        其最根本的是从观念到体制的近代传统特征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
        因此, 对非公有经济来说,需要一个“自我反省期”,需要
       “思想解放”、“素质更新”、“体制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正进行的战略性周期转换,随着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近年来,非公有经济自身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与缺陷。从年初的“巨人事件”到年中的“首富”“首骗”风波,从“一加一”、“富坤”事件到日益增多的民营企业之间的经济民事纠纷,这诸多的现象要求非公有经济对自身作以反省与历史性的思考。
改革近二十年来,非公有经济迅速堀起,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非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加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中国整体经济由近代化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性特征,使非公有经济必不可免的带有了这种历史过渡性色彩;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并不意味着非公有经济天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现实是,由于历史与观念、体制与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原因,非公有经济从一开始出现,就带有了传统宗法社会的残余关系与近代企业的种种特征。这种特征在企业微小之时,尚有可行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一俟企业规模扩大、产业与资本日益社会化,非公有企业的近代特征与正在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便日益尖锐,并构成目前非公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企业运行中有一系列外在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
首先是,企业领导者的实际“经营管理素质”同现代企业领导者的“角色需求”的矛盾。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大潮中,非公有经济凭借体制优势,在迅速进行资本初始积累的同时,对自身企业也在进行 着现代意义的建设。但是,就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一方面企业要现代化,企业领导者应充当现代企业家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民营企业管理者由于社会传统习俗观念与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管理素质却带有浓重的“家长式”、经验型、非理性化的近代色彩。这点既使史玉柱象这样的现代技术型专家也在所难免。其道理十分简单:现代技术素质并不等于现代管理素质。由于国家整体经济仍处于向现代化的过渡之中,不仅国有企业,而且大多数民营企业的领导素质,基本处于“经验型——技术专家型——管理技术复合型”演变过程中的第一、第二阶段。这种阶段性的局限构成了这一管理者的“素质与角色”的矛盾,这正是史玉柱个人悲剧与“巨人事件”以及类此诸多民营企业由盛而衰的一个首要原因。
其次,近代企业管理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由于企业主领导者管理素质的近代特征,必然使企业管理体制带有了“家族化”、“亲缘化”的近代色彩,这正是管理心理学意义上的“组织化格化”的典型表现。这种近代管理体制不仅在企业内部关系、决策方式、分配制度、财务管理诸方面都与现代科学管理的原则与制度相距甚远,更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股份制、国际化运营、资产重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与制度不相适应。八十年代风云一时的企业家相继消慝,一个又一个企业名星的黯然失色,越来越多的企业司法纠纷,以及愈益强烈地影响、制约企业发展的“投资软约束机制”、“两权分离的形同虚设”和“劳资矛盾”,等等,无不源自于这种近代管理体制与现代市场的尖锐冲突。
上述根本性矛盾及其两类表现,不仅影响了整个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断送了一个又一个颇负盛名的创业者,而且使非公有经济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因此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上述现实所给予的告诫是:
 ——非公有经济,当它同样面临新的战略转换时,需要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需要一个“自我反省”期,来深刻地检讨过去,检讨自己!
 ——非公有经济,当它获得了再一次的“政策解放”之时,自身更需要进行一次“思想解放”!
 ——非公有经济,为了在新一轮改革周期中获得更大发展,必须进行自我“素质更新”!
 ——非公有经济,在进入新一轮改革周期之时,与国有企业同样需要进行“体制改革”!
 这是新时期非公有经济必须认真解决的三大课题。
 
 
                                    珠海 福海集团公司 总经理
                                            单 元 庄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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